極左與極右是搖擺的兩極。當一個民族經常選擇極端思考方式時，說明這個民族缺乏理性的思考精神，在制度架構中缺乏公開公平的博弈平臺。所有這一切，在中國追求現代化與工業化的百年近代史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建立基本共識非常重要，經濟領域的理性與建設性的制度建構是核心。只有每個公民擁有保障自己利益的救濟渠道、只有每個公民的財產權在法律的庇護下安全可靠，才能彰顯法律的獨立性與市場的高效率。
近日，吳敬璉先生再撰文《極左極右都危險》(原載《中國改革》第11期，昨日南都社論版轉載)，文章客觀地承認了中國存在的貧富差距過大等一系列問題，指出首要原因是腐敗和壟斷，其次是增長模式存在缺陷導致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要補充的是，隨著貨幣寬松時代的到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差距成倍擴大，華爾街金融家年末動輒幾千萬美元的分紅是金融時代不公平的典型象征，到次貸危機之前達到極點。其他的原因包括勞資雙方談判權利不對等，前者維權困難重重，而農民收入過低除了農業附加價值不高之外，主要是因為農民無法從土地產權的交易中獲利，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被排除在利益鏈條之外。
所有這一切臟水都不應潑到市場的頭上，市場并不必然意味著權貴經濟，市場并不意味著為提高效率可以侮辱法律，事實剛好相反，為了市場的效率，我們必須建立相對公平的制度，將交易成本降到最低。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城市建設大多依賴于賣地收入，從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土地使用權擁有者議價能力越強，則城市建設效率越低。事實并非如此，當我們徹底漠視土地使用權者的利益，當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最終社會將支付高額的總體成本，這一成本表現在經濟與社會各個方面。
此時，需要排除極左極右的煽動性思維，在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做一個平衡：被拆遷者的物權理應得到《物權法》的保護，政府盡快出臺《拆遷條例》。如果按照規則，某一區域80%的居民同意拆遷時，最后的20%必須服從公眾的利益，規則力量就能在多數民意的支持下順利介入。如此一來，各方面的利益通過公開的博弈得到了維護，社會總體成本將因此而下降，系統性的風險被大大化解。
再舉一個國外的例子。
2001年11月到2002年4月，在安然、世通等大型公司暴露出驚天財務丑聞之后，美國資本市場損失了7萬多億美元的市值，徹底打擊了包括美國在內全球投資者對美國資本市場的信心。為重塑投資者的信心，美國國會通過了由參議員薩班斯和眾議員奧克斯利聯合提出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該法案對公司治理、會計師行業監管、證券市場監管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新嚴格要求，并設定了問責機制和相應的懲罰措施。
該法案對公眾公司欺詐行為和高管犯罪的刑事處罰力度是史無前例的。法案第906條款規定，CEO和CFO在明知公司向SEC申報的包括財務報表的定期報告有不真實的財務信息的情況下仍簽署書面聲明，將被處以可高達100萬美元罰款和上至10年的監禁；如果屬于“有意欺詐”性質的提供虛假財務報告將被處以可高達500萬美元罰款和上至20年的監禁。
很多人幸災樂禍地表示，由于財務與監管成本大幅提升，美國將因此失去全球優質上市資源。他們忘了反過來思考問題，當一個市場的信用被投資者信賴，進入市場就意味著獲得了信用證，市場內部的運作將更加高效、摩擦更小。中國的許多公司將在美國上市視作信用的榮耀之環。當然，次貸危機表明，美國對貨幣、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遠遠落后于市場的發展。
中國市場處于十字路口，未來的制度選擇至關重要。反對極左與極右，走中間道路就意味著以堅強的意志促進改革，建立理性思考的習慣，堅定地捍衛自己與他人的利益。這體現在每個經濟改革的技術細節的改良上，更體現在納稅人對于建設公共財政的堅持上。
當理性的、堅定的聲音越來越多，吳敬璉先生所擔心的暴君與暴民的治亂循環才能被丟進歷史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