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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區南部正在進行的一項“以補促管”新政引人矚目。根據新政，只要當地村民與一家地產經紀公司簽約，即可獲得每年1000元的政府補助而成為“簽約戶”。村民如有出租意愿，必須要獲得鎮政府和地產經紀公司的審批同意。新政啟動至今，大興區南部符合
“以補促管”政策的7.5萬戶中，已簽約7.3萬戶。為此，政府將投入近億元。
現在的“以補促管”租房新政與此前的“建圍墻”措施，都在客觀上體現為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政策性排拒。與“建圍墻”比起來，“租房審批”的操作政企不分、程序不清，也因此，更欠缺公平性和合理性。
首先，政府耗費財政巨資補貼村民，出租審批卻交由一家公司運作，這樣的做法到底是行政行為還是經濟行為？
一家公司，即便是國資委管理的國有企業，也不應該擁有對村民房屋是否出租的行政審批決定權。盡管大興方面一再聲稱公司系“不收費”運營，但也難逃審批合法性的質疑。一旦鎮政府與公司扭結在一起，必然對民眾正當權益造成侵害，也必然使得村民的“出租”自由成為一項難以實現的權利。當地有村民申請逾半年仍未獲批準的實例，便是明證。
其次，政府動用巨額財政資金用來補貼少數村民是否合適？
大興區以近似“贖買”的方式換取村民房屋出租權，意圖達到控制流動人口遷移的社會管理目標。表面上看，此舉似乎是在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是一種“柔性政策”。但是，所謂“經濟手段”，不過是一種“偽經濟”。“以補促管”政策的重點依然在“管”，以村委會為組織的簽約動員，不可能真正實現村民自愿。事實上，97%以上的簽約率只是證明了村委會確實具備這樣的動員能力。更何況，政府以大筆公共資金來換取部分人群同意的做法，不免有傷害社會公平的嫌疑。
再次，大興“租房審批”的政策實踐，將直接導致大批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無法租到相對低廉的房屋，其合理性何在？
而這種控制人口流動的方式事實上不可能管住村民對外租房。有的村民已經半年沒有把房子租出去了，由于政府的補貼不足以彌補出租房空置的損失。于是，有的村民開始私下出租。而長期來看，如果政府補貼不能彌補出租收益，將來村民毀約、不再續約的情況將會普遍出現。用非市場手段控制市場行為，決定了這種控制流動人口的政策是無效的。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控制村民對自己擁有產權的房子的出租行為。
每到年關北京即爆發季節性缺工，而每到那個時候，政府部門往往通過釋放善意來吸引流動人口。顯然，一個文明的城市不應如此勢利地對待外來務工人員。另一方面，外來人員為城市創造GDP，為政府貢獻稅收，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也就罷了，將其創造的一部分財富反過來變成歧視他們的政策補貼，這又是怎樣的一種邏輯？
控制人口與對村民、外來人口權利的侵犯相比，其社會效果究竟如何，希望有關方面重新評估。
如果一項政策最終出現“政府出錢讓一批房屋閑置”的結果，這無疑是荒唐的，也是對社會資源和公共財政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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