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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不久的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前些天感嘆,“我不明白,為什么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我,現在我們的國企搞好了你們還是罵我呢？”
李榮融的委屈自然有他的道理。據統計，目前共有86家央企在Ａ股上市，控制上市公司達152家，央企及其控股上市公司占滬深總市值的35％。從規模上看，截至去年底，108家央企資產總額達210580．8億元，比2002年底增長了189．68％；央企擁有的國有資本及權益達到62930．9億元，比2003年幾乎翻倍，年均遞增13．7％，超過GDP增速。從2003年至2009年，央企營業收入年均增長20．8％，利潤從2405億元增加到8151億元，年均增長19％。去年央企繳稅11474．8億元，比2003年增加7911．7億元，年均遞增21．5％。
由于央企在規模和業績上的大躍進，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家數從2003年的6家猛增至去年的30家。
央企一度是虧損累累的財政包袱，實現如此根本性的轉變，殊為不易。央企業績的飛躍，既有體制改革的紅利，也大大受益于過去十年的經濟騰飛，而央企所處的行業使其成為經濟發展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首先，經過輔業剝離、社會職能剝離，大破三“鐵”,員工觀念和激勵機制徹底扭轉，公司治理大大改善。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了董事會后，最近幾年面向社會公開選聘高管，管理團隊的職業性大大提升。其次，上市助推央企轉型。中海油等在香港和紐約等監管嚴格的市場上市，在觀念和機制上發生了很大變化。此外，內地上市的央企通過IPO和增發籌集了大量資金，財務狀況和資金實力大大改善。上市后，管理層的報酬和激勵機制也有進一步的改進。其三，央企壟斷的一些支柱性行業在加入WTO后的十年中迎來了黃金發展期。其四，中央確定了戰略性重組、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正確決策。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央企數量減少，集中度提高，競爭力增強。同時，央企數量的減少，也使得國資委有足夠的精力行使股東權利，完善央企的公司治理，終結了管理混亂的局面。
因此，回頭看問題的另一方面。公眾當初質問國企，主要是國企虧損、市場競爭力差，消耗大量的國家財政資源。如今，業績驕人的央企為何依然承受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呢？筆者以為，主要原因可以列出這么幾點：
一些央企在與民爭利。電信業是最典型的例子。競爭不充分和價格管制的長期存在，導致電信運營商得以收取過高的電信資費，致使我國電信資費水平長期高于發達國家。銀行業也是如此，我國銀行業的存貸款利差長期大于兩個百分點，遠超出歐美。這樣的代價是，存款利率偏低，有不少年份存款實際利率為負，存款人從整體上補貼凈借款人（企業）。
央企形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想方設法維護現存的行業壁壘。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希望能進入金融、石油等央企主導的行業，但一直進展甚小。中央雖然幾度發布促進非公經濟的發展，在一些關鍵行業對民營企業實現準入，但在實際操作中，阻力依然強大。
雖然已在體制和機制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央企仍然不是完全市場化的企業：主要負責人由組織部門任免；薪酬依然半行政化；央企負責人與政府官員之間的雙向流動依然頻繁。
央企利潤雖多，但只有10%的分紅要求，大量利潤留在央企為企業管理層支配。對管理層而言，可支配的資金自然多多益善。擁有過多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的央企，不可避免會出現多元化甚至亂投資的問題。國資委雖然可以通過行政性的命令去規范和約束央企的投資沖動，但這種行政化的指令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又往往陷入事后諸葛亮的被動局面。更重要的是，頻頻以行政化指令去強制央企，并不足取。央企屢屢成為地王，某央企以“全產業鏈”的旗號涉足葡萄酒、大米、蜂蜜、乳業、方便面，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央企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國家戰略。
由是觀之，李榮融的困惑，不是他本人能力不彰，而是現行體制之困，是央企改革棋至中盤遭遇的中盤迷失。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以此來比照央企，則未來改革方向其實是不言而喻的。所謂包容性增長，就是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探索階段，轉向更加注重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在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中，民營企業和央企應享受同等的市場地位，消除壟斷；央企應堅決從一般競爭性領域中退出，應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實現管理團隊的職業化，擺脫行政化思維的羈絆；央企利潤應提高強制分紅比例，讓全民都能受益……
從更長期的角度看，政府應逐步降低在央企中的持股比例，這不僅有利于改善央企的公司治理，擺脫行政化的束縛，更可以獲得更多財務資源投入到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領域，全力推動中國經濟盡快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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