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轉折時期，未來經濟社會如何做出重大戰略選擇至關重要。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加快推進改革開放進程是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戰略選擇。遲福林說：“改革將貫穿‘十二五’發展始終。”
問：為何強調未來幾年是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
遲福林：“十二五”期間，中國改革的內外環境將發生深刻變化。從外部環境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深遠影響下，中國改革發展至少面臨三大挑戰：外部市場需求難以在短期內恢復，即使有所恢復，也不是原來數量的簡單恢復，而將伴隨著重大的結構調整；后哥本哈根時代，全球氣候變化與綠色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壓力逐步增加；世界經濟格局的整體性變動對我國開放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三大變化迫使我們要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地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尋求對外開放的新突破，與此同時，要把改革發展的立足點放到擴大內需基礎上。
從內部環境看，我國改革發展“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現實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存在很多不可預見的風險和危機，要清醒認識我國正處于歷史轉折的關鍵5年。可以預見，發展方式轉變必將引起復雜深刻的社會變化。
所以，面對新形勢新變化，我們必須做出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即“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十二五’改革”。
問：如何理解改革對“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遲福林：“十二五”改革攻堅的總體思路，就是推進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在內的多位一體的全面改革。一是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堅持“先易后難”，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必須要“大力推進”；二是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積極穩妥推進”；三是社會、文化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所以要“加快推進”。這三個“改革”是一個相互促進、共同推進的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突破依賴政治體制改革，只有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夠加快推進經濟、文化、社會體制改革。
全面改革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基本要求。比如財政稅收體制改革要促進國民收入結構調整，社會體制改革要有利于實現“包容性增長”，文化體制改革要推進國家軟實力提升等。
問：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十二五”改革的主要內涵是什么？
遲福林：“十二五”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與過去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聯系，又存在明顯的區別。比如“九五”期間，提出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但是現在的轉變遠不是這樣的。從追求經濟總量向可持續發展轉變，由國家增長優先轉變為富民優先發展，由投資生產主導到消費為主導的轉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和選擇。
第一，推進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擴大內需為總體目標，以調整經濟結構為中心環節，以深化市場化改革為基本路徑，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第二，推進以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十二五”是我國社會轉型十分重要的歷史時期，機遇與挑戰并存。能否實現平穩轉型，關鍵在于對社會問題的估計與改革決策的選擇。如果能夠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進“十二五”的社會體制改革，就能夠為后危機時代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奠定重要基礎，為推進和諧社會建立制度保障。第三，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方式轉型的更大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十二五”經濟社會體制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能否實現重大突破。
問：有人認為，中國當前社會處于改革深水區，您認為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
遲福林：我認為，無論是改革動力的凝聚，還是改革勇氣和魄力的形成，最終都取決于改革行動。五中全會公報強調“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這完全符合實際需求。
這次改革涉及各種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只有形成社會各界對改革的基本共識，才能凝聚改革動力。只有實現改革發展理念的轉變，才能形成改革勇氣和魄力，比如從“國強”轉向“民富”。
“十二五”改革處于我國歷史轉折的重要時期。改革攻堅不僅僅在于關乎我國未來5年的發展，更在于對我國未來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深遠影響，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關鍵5年。如何科學把握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十二五”改革，是現實和未來賦予的重大歷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