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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人們討論較多的是如何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例以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之中的比例，而對于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比例問題應該如何安排則相對重視不夠。
近年來，土地財政、產能過剩、民生不保等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廣泛議論的熱門話題，而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央與地方之間收入分配不合理有著很大的關聯。
實行分稅制以后，我國財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是，中央財政占大頭，地方財政占小頭，而包括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在內的眾多有關民生的事務性工作都是由地方政府來承擔的。當常規性的收入難以滿足地方政府履行其職責需要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為了增加收入，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各種手段廣開財源，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土地拍賣。現如今，賣地收入已成為地方政府普遍高度依賴的一項收入來源，有些地方該收入更成為當地財政收入的大頭，土地財政問題由此形成；
一是限于自身的收入水平，地方政府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事業上投入嚴重不足，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短缺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與地方財政收入嚴重不足相對應的是，中央財政收入比例畸高，這一方面顯示了我國國力的增強，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系列負面的后果，如各部門投資沖動強烈，一些行業出現不同程度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現象；政府機構不斷膨脹，行政經費支出快速上升，侵占了社會民眾的利益；權力部門和人員可支配的財力數額龐大，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容易引起財政資金通過各種途徑流失和損耗；等等。
鑒于上述問題，改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就成了一項迫切任務。基本方向應該是大幅提高地方財政的收入比例，使其財權和事權最大限度地相互匹配。
如何才能提高地方財政的收入比例呢？根本途徑在于對現有的稅收體系進行改革和調整，重新確定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稅收關系。其中最受人關注的莫過于房產稅的開征了：一方面，人們期盼通過此稅的征收，徹底解決地方政府廣泛存在的土地財政問題；另一方面，人們還希望此稅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我國房地產市場所存在的嚴重投機現象。但是就房產稅本身而言，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可持續的收入來源，才是其開征的根本目的。所以，房產稅的開征必須以終止地方政府買賣土地為前提，至于其能否有效抑制住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則并非必要條件。
住房無論對社會還是對個人都是一項重要的財富，征收房產稅不僅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而且還能有效調節城鄉居民的財富水平，縮小貧富差距，有利社會公平的實現。
增加地方政府的財力，除了通過開征房產稅來增加本級財政收入外，還可以通過提高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來實現。中央財政長期來承擔著經濟建設的重任，投資支出一直是中央財政支出的重要方面，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消費在內需的比重將不斷提高，這就要求我們有必要逐漸壓縮中央財政在投資方面的支出；此外，隨著政府機構的改革和行政效率的提高，政府自身的運行費用也需要堅決加以控制乃至不斷壓縮。這樣在中央財政當中，就可以有更大的部分用于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了。
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雖然有利于協調全國各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但是其相對于地方政府直接組織的收入來，周轉環節明顯要多，其中就一定會存在成本付出和效率損失等問題，加上目前這方面的金額整體上已經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四成以上，比例明顯過高，所以如何把一部分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轉化為由地方政府直接組織的財政收入，使其與中央財政相脫離，就成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這種轉化一旦實現，則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總收入當中的比例必然會下降，而地方財政收入在財政總收入當中的比例則會相應提高。
當地方政府有了穩定且充分的財力以后，其事權的行使也就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長期欠債的民生問題，如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緩解甚至徹底改變。當然，這需要一個前提，即地方政府在安排財政支出時能調整現有的結構，將財政資金更多地投向于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方面。
由于我國地區間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一些社會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民生問題更為突出，而實現和諧社會需要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各地區之間達到普及化、均等化，這就需要中央財政對這些地方提供更多的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以幫助這些地區盡快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
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財力支持，因此，中央財政一定要轉變觀念，積極讓利于地方。在收入分配上，只有地方得大頭，中央得小頭，才能使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相匹配，如此，包括民生在內的各項社會事業才能在足夠財力的支撐下得到順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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