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馬克思主義原理，勞動力的價格與谷物價格關系極大，因為勞動力再生產必須要能保證基本卡路里的攝入。中國農產品是全世界最廉價的，因此中國勞動力廉價。中國的貧困線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農產品價格也許是世界最低的，溫飽問題的解決在中國不是難事。有一次在農村調查，一個農民講，現在隨便打一天工，用打工收入來買米，可夠自己吃一個月。這是實情。中國農產品價格低，并不只表現在糧食價格上，果蔬價格也很低。因此，在中國要解決溫飽問題，只需要比較低的工資即可。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不再年輕，在城市務工，工作越來越不好找，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劣，工資越來越低，開始年老的農民工就回到家鄉。他們有家可回。年齡越大，在外越是沒有歸宿感，思鄉念土之情越重，農村的家鄉是永恒的歸屬。正是因為有農村這個最終的歸屬，在城市努力勞動和節儉生活才顯得出意義。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夸大農民的城市夢。當農民有足夠收入時，他們當然可以做城市夢，但若他們沒有足夠的收入，年齡又逐漸老去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做城市夢嗎？城市夢碎，家鄉難回，這才是進城農民的真正悲劇。無論如何，尤其是那些無法在城市體面生活的進城農民，家鄉的農村不僅是他生活上的歸屬，而且更是他們精神上的歸屬。
反過來講，正是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流動，可以有城市和農村的兩筆收入，可以為進城之后卻不能獲得足夠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進城農民工勞動力可以繼續廉價，從而可以為“中國制造”繼續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我們可以設想，農民全家進城了。在農民工資收入并不增加的情況下，全家進城的農民工家庭，首先是開支大幅度增加，因為城市的消費遠高于農村消費；其次是失去了務農收入，因為五、六十歲的父母已經無法再種田了。而五、六十歲的父母在城市找工作也會十分困難。即使國家免費送房子住恐怕生活仍然會困難。
這個時候，要讓進城農民全家仍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體面生活，就必須較大幅度地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但在中國經濟結構未升級，“中國制造”還要依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情況下，無論是農民工工資的提高還是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而增稅，“中國制造”的競爭力都會降低，由“中國制造”來推動“中國創造”的資源轉移能力因此減弱。
若不能大幅度提高全家不可逆進城農民家庭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則進城農民的生活質量就會降低，甚至不久之后不得不進入貧民窟的生活中去。貧民窟當然不是編造出來的謊話，而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大國城市化的產物。所有人都知道，無根的、無法治理的城市貧民窟的生活質量是遠不及有根的有序的有熟人關系的村莊生活的。
或者說，對于當前經濟處境下的中國城市化，可能的選擇有二，一是農民不可逆的進城從而在較短時期內獲得較高的城市化率，其結果是因為大量進城農民在城市失敗后不再有維持體面生活的條件，而因此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二是農民可逆的進城，即當農民進城失敗，他們即返回農村家鄉過依舊的生活，城市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同時城市化率比較低。
以上兩種選擇源自政策設計，若政策設計為農民不可逆的進城，政府甚至為了提高城市化率(或甚至只是為了要農民的宅基地這樣等而下之的目的，如重慶正在進行的“戶改”)，則大規模城市貧民窟幾乎是必然產生出來。若政策繼續強調農民土地承包權的穩定，強調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強調土地只能有限度地流轉，則即使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不快，城市卻不會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
以上兩個問題才是討論中國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為關鍵的基礎并決定中國未來發展大格局的問題。糟糕的是，當前學界及政策部門討論城市化時，卻將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產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等表面問題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