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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G20財長會議23日在韓國慶州閉幕。會議發表聯合公報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及代表權過低的國家轉移超過6%投票權，同時保護最貧窮國家的投票權”。此次份額改革完成后，中國持有份額將從現在不足4%升至6.19%，居第三位。
這一變化顯示出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著歷史性改變。誠如IMF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所說，“這是這一機構有史以來最大的治理結構改革”，“這一協議相當具有歷史意義”。
不過，從當前美國在全球經濟復蘇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中可以看到，IMF配額改革的背后實質依舊是對國際規則制定的一個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根據現有的國際規則，IMF成員份額基于國內生產總值、經常收支、外匯儲備等經濟指標來分配。成員國需要根據成員份額向IMF繳納資金，但同時也可獲得相同比例的投票權、IMF資金使用權以及IMF發行的國際貨幣特別提款權。
然而，從當前的經濟能力來看，由于歐洲的經濟增長放緩，整體影響力有所下降，相反，新興市場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的持續高速增長，不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發展水平都有了一個很大提高，全球影響力也不斷上升。而現在歐洲的IMF份額過多，中國等新興國家的份額則較少，因此為了調整這種格局，應增加新興國家的份額。
從本質上來說，發達國家主導的IMF對于目前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并沒有多大的吸引力，因為實質上還是在為美元的問題提供出路，給美國政府埋單。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雖然此前IMF表示，要對IMF的席位實行輪流制度，但美國方面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輪流制度。因為這樣將全面動搖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從而使得美國的國家利益受到損失。
事實上，IMF實際管理和決策在美國，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目前IMF的總份額為2040億特別提款權，而美國現持有17.67%投票權。IMF條款規定，基金組織的重要決策必須經過85%以上投票權的表決通過。也就是說，只要美國不同意，IMF無法做出任何重要決策，美國對主導國際貨幣制度具有一票否決權。
這種格局也讓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發展中國家向IMF求援時，IMF卻不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要求其實施財政減縮政策，造成發展中國家損失慘重。此外，一直以來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往往附加開放市場、體制改革等符合發達國家利益的苛刻條件。
正是基于對IMF等解決問題能力的質疑，廣大發展中國家轉而下功夫求自保。在這種背景下，大量的西方媒體和政客以及經濟學家不斷鼓吹中國經濟責任論。
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鼓吹中國經濟責任論的時候，剛剛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有關中國實施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內容中，出現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這一新提法。對此，國內有學者表示，中國之所以選擇此時正式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一是從中國自身發展看，客觀上需要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權利。同時，中國現已具備足夠的經濟基礎，有意愿也有條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二是從外部因素分析，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聲音在很多國際事務中日漸不可或缺，許多經濟層面的國際事務，若無中國參與便難有突破。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期待也日益看漲。
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是一個事實，進一步參與到全球事務中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從當前的格局來看，需要審慎對待。以目前的實力而言，人民幣的國際化剛剛起步，離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還有很遠的路程。而在已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歐美的競爭其實都是左右手互相掰，根本不會動搖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當前的格局依然是一種此消彼長的實力變換，背后依舊是對國際規則制定的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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