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0年下半年，“貨幣戰”成為了威脅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風險之一。這場“貨幣戰”的主要內容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零利率政策的情況下進一步強化量化寬松政策，從而挑起與新興市場國家在貨幣政策上的沖突。
進入2010年，美國、歐盟和日本等部分發達國家競相通過維持低利率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引導本幣貶值，大量國際熱錢流向收益率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助長了其本幣升值風險。面對這一風險，巴西、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采取應對措施，主要包括兩種形式：一是通過外匯市場干預阻止本幣升值；二是加強對熱錢流入的監管或采取措施阻止熱錢流入。在這場較量中，發達國家指責新興市場國家操縱了本幣匯率，而新興市場國家則反駁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借助寬松貨幣政策誘導本幣貶值。
就中國而言，2010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加大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力度，激化了美中之間的貨幣糾紛。美國政府的做法一方面是為了轉移視線，試圖把挑起“貨幣戰”的責任轉嫁給中國，另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國會中期選舉，把美國高失業率的原因強加給中國的匯率政策。就美國政府施壓的具體策略來看，其手段之一是借助美國國會的匯率法案，要挾中國屈服于其壓力；手段之二是企圖聯合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并借助二十國集團平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逼迫人民幣升值。
以美國為首的一部分發達國家推行本幣貶值政策的原因是：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恢復進程緩慢，其二次探底風險明顯上升；另一方面，龐大的財政負債規模和零利率政策使這些國家喪失了進一步刺激本國經濟的政策手段。在這一背景下，通過實施本幣貶值，依靠出口拉動本國經濟增長成了這些國家最后的“救命稻草”。從以上視點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是引發“貨幣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次貸危機引起世界經濟衰退，而傳統的財政和金融手段已無法使發達國家經濟回歸長期增長的軌道，由此，以美國為首的一部分發達國家采取損人利己的本幣貶值政策。但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發達國家的做法只能是損人不利己。
2010年9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有必要進一步購買國債和強化量化寬松政策，這一表態意味著美國有可能通過大量印刷鈔票，刺激經濟增長。這一“口頭干預”加速了美元貶值進程。美聯儲之所以要在零利率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是因為后者能夠更有效地引導美元貶值。
通常，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松政策都可以起到降低本幣匯率的作用，但是二者影響匯率的路徑和效果有所不同。零利率政策主要借助套利交易，引導境內資本流向高利率國家，從而實現降低本幣匯率的目標。而量化寬松政策則是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式，提高通貨膨脹預期，從而達到本幣貶值的目的。由于發達國家也紛紛采取零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引導美元貶值的作用受到限制，在這一狀況下，只有負利率才能有效引導本幣貶值，而美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雙管齊下，從而進一步引導美元貶值。
伯南克聲稱要把美國的通脹目標維持在2%，并根據這一目標實施相應的量化寬松政策。這一政策選擇意味著在名義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美國會出現-2%的實際利率。正是受這一預期的影響，量化寬松政策加速了美元貶值進程。
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正在引起以下兩個方面的反應：一方面，有跡象表明日本等一部分發達國家將采取同樣的政策引導本幣貶值；另一方面，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正在設法采取種種措施阻止本幣升值。以上連鎖反應表明美國誘導美元貶值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引發“貨幣戰”的導火索。
全球“貨幣戰”有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5個方面：第一，助長全球性通貨膨脹風險。首先，其他國家會效仿美國，紛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這一羊群效應會造成流動性泛濫和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風險；其次，從以往的經驗來看，作為全球主要定價貨幣，美元貶值會引起原材料、石油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從而引發成本推動性通貨膨脹。2010年下半年，美元貶值已經引起小麥、玉米和棉花等價格的大幅度上升，漲幅已接近或超過50%。
第二，破壞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美元匯率的跌宕起伏必然給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帶來巨大沖擊。當前，美元占全球儲備貨幣的比重超過60%，占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比重超過50%。一旦美元出現大幅度貶值，運用美元進行投資和結算的經濟實體將被迫面臨調整壓力和不得不承受額外的調整成本。
第三，美國將通過征收通貨膨脹稅的形式，無償掠奪他國財富。作為全球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和投資貨幣，美元內外貶值將會在全球范圍內引起財富的再分配，從而實現美國無償占有他國財富的目的。美元在本質上屬于由美聯儲擔保的債務憑證，美元購買力的下跌意味著美國以征收通貨膨脹稅的方式掠奪了債權人的一部分財富。
第四，提高了爆發“貿易戰”的風險。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和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有利地位，強行推行本幣貶值政策，這一做法必然會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如果其他國家在“貨幣戰”中處于不利地位，那么這些國家會以貿易報復措施保護自身利益，其結果是“貨幣戰”有可能演變成“貿易戰”。
第五，提高了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風險。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收益率高于發達國家，因此，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會導致大量熱錢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容忍本幣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這一狀況會惡化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經濟狀況。反之，如果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外匯市場干預阻止本幣升值，那么這一對策會引發通貨膨脹風險和資產泡沫風險。將來，一旦美國政府提高利率，大規模資本流出有可能引發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危機。
美國發動“貨幣戰”的重要戰略意圖之一是牽制人民幣匯率政策和逼迫人民幣升值。
對此，中國應本著有理、有利和有節的原則，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相應對策：
首先，要占領道義上的制高點，從輿論上牽制美元貶值政策。美國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引導美元貶值是一種以鄰為壑的行為，是變相的匯率操縱。國際社會有必要敦促美國采取有節制的貨幣政策。另外，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政府一直以中國貿易順差規模作為其判斷人民幣匯率低估的依據，但是就結構來看，中國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水平無關，是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中國應該以貿易順差的結構性特征反駁美國的“人民幣匯率低估論”。
其次，中國有必要及時采取措施，積極應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和美元貶值政策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為此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加強對熱錢的監管，防止熱錢流入引發資產泡沫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第二，通過多元化投資，盡量降低美元貶值有可能給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損失；第三，一旦美國對其他主要貨幣出現大幅度貶值，中國有必要通過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確保多邊有效匯率的穩定，以此避免中國與美國以外國家的貿易摩擦。
最后，從長期發展戰略來看，中國有必要通過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建立以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從而降低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程度。
另外，為了降低美元匯率波動和美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是因為用人民幣進行對外結算可以降低匯率變動風險和免除各種外匯交易成本，以人民幣進行對外投資可以避免由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由此可見，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改善中國在“貨幣戰”中的博弈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