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呼之欲出，美元超額投放以及美元大幅貶值引發的主要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與無序調整，不僅擾亂了全球貨幣秩序，也將使各國貨幣政策博弈更趨復雜。而中國央行突然加息則更表明捍衛貨幣政策立場，中國經濟與財富的保衛戰已經打響。
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應該具有更加獨立的自主性，而非被發達國家綁定，更不應該為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失當埋單。目前流入20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國際游資無論速度和規模均超過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據估計，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流入這20個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資本折合成年均數字達到5750億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進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游資78.6%都流向亞洲國家，對這些國家貨幣構成升值壓力、埋下通貨膨脹隱患。數據顯示，在20個新興經濟體中有近2/3的國家實際利率為負值，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壓力極其巨大。據美林預計，今年中、印、俄、巴四國的通脹率將分別為3.2%、7.9%、6.1%和5.0%。同時，由于這些國家大多是以出口導向型或資源驅動型的經濟體，資本流入也加大了本幣升值的巨大壓力。
此外，美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會造成這些國家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嚴重惡化。而對于那些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和地區，由于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中一般以美元為主要幣種，在美國實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后，其國內或者區內必然是本幣被動投放過多，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新興經濟體國家政策普遍面臨兩難。
對于中國而言，美元大幅貶值也是對中國國家財富的嚴重稀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各國持有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的平均比重為62%。中國的美元資產比重如以65%計算，則截至9月末我國外匯儲備已達2.64萬億外匯儲備，這其中中約有1.7萬億的美元資產。如果按照未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3%-5%計算，據此計算，至2010年底，今年中國美元資產匯率損失為514-856億美元的賬面損失。
美元主動貶值，人民幣“被動升值”導致熱錢加快流入。9月初美聯儲表示將推行進一步的寬松貨幣政策以來,美元對一籃子重要貨幣的匯率已下跌約6.5%。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漲1.74%，亦創出匯改以來最大單月漲幅。在全球量化寬松的背景下，由于中國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和人民幣升值預期，流入中國的境外短期資本大規模增加。以獲利為目的的短期資本加速流入，是我國三季度外匯儲備大幅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近期來看，我國仍面臨較大資金流入壓力，可能通過外貿、外資、銀行等渠道傳導，加大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波動性。
美元貶值導致以美元作為計價貨幣的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升，國際基本金屬、黃金、原油、農產品等期貨持續走強，增加全球商品的生產成本和通脹壓力的上升。8月以來，我國購進價格指數扭轉前兩個月的大幅下降趨勢，環比上升了10.1%，9月再度攀升至65.3的高位，輸入型通脹的不確定性增加，加大了我國通脹預期的管理難度。
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自主性面臨嚴峻挑戰，貨幣供給不僅會受到內部需求增長的影響，還會受到外部經濟擴張的特殊影響，中國貨幣供給內生化趨勢增強。尤其近幾年，對非貨幣金融機構債權和外匯占款對貨幣供給產生的影響較大。1994年我國外匯體制改革后，外匯儲備迅猛增加，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重達50%以上，成為影響我國基礎貨幣供應最主要的因素。從歷史經驗看，自中國經濟的外向性形成之后，通脹壓力、資本流入、貨幣升值這種“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為并行出現的問題。
中國如何兼顧內外平衡，如何兼顧短期增長與長期利益，采取何種“政策組合以趨利避害，將協調成本降至最低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難題。在全球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下，中國很可能成為全球流動性的“蓄水池”。9月份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達到69.64萬億元，M2/GDP將近200%左右，而美國這一比例只有0.6倍，日本、韓國不過1倍左右。對于中國而言，日本的“前車之鑒”不得不需要高度警醒。當年以日元大幅升值為起點，日本貨幣政策在廣場協議后被美國綁架，陸續出臺不合時宜的利率政策，催生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資產泡沫，并在1990年被戳破。在之后5年期間，日本全國資產損失達800萬億日元，接近兩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日本陷入了“衰落的十年”。
央行三年來首次加息，盡管加息幅度不大，但表明中國貨幣政策“以我為主”加強獨立性和前瞻性的立場，對于“貨幣戰爭”，中國已經做好了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和戰略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