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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隨著經濟在恢復性增長中逐漸走低和ＣＰＩ的逐月上揚，關于加息的爭論就幾乎沒有停止過，甚至一些在央行任職的重量級人物也以個人名義建議央行提高存款利率。從政策執行看，央行在上半年連續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以管理通脹預期和回收流動性。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０．２５個百分點，由現行的２．２５％提高到２．５０％；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０．２５個百分點，由現行的５．３１％提高到５．５６％；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據此相應調整。
此前，有個重要信息表明了央行繼續選擇數量型工具的政策取向，央行于１２日上午通知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以及招商銀行、民生銀行，將提高這６家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５０個基點。這已經是央行今年以來第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提議加息人士的一個強烈理由，即目前實際負利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遏制資產泡沫的泛濫都很不利。因此，恰當地認識負利率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對于未來選擇加息及貨幣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負利率，是指通貨膨脹率高過銀行存款利率。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只把錢存在銀行里，則財富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隨著物價上漲縮水了，這就是所謂的存款實際收益為“負”的負利率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出現過３次負利率時期。從歷史上看，在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８月這２４０個月中，約有８０個月出現了負利率現象，平均持續２０個月左右。當前，我國經濟又再度進入負利率時期。目前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為２．２５％，相對于７月份３．３％的ＣＰＩ水平，即實際存款利率已出現了－１．０５％的水平。對中國儲戶而言，這意味著約１．６萬億的銀行存款利息收益損失。
從理論分析和實際運行看，負利率會直接導致銀行存款分流下降，并因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降低，導致投資有可能會進一步加速擴張而引發經濟過熱。負利率還會致使資金更多流入資產領域，從而推高資產價格，誘發資產泡沫。有關實證研究發現，正是在上一次持續負利率狀態下，資產價格出現了大幅飆升。例如，當２００７年出現了物價快速上漲、負利率變得較為嚴重之后，中國房地產市場恰好迎來價格猛漲時期。
從政策工具選擇看，如果要為了消除負利率而加息的話，就必須全面、正確地分析負利率的作用。分析后發現，倡議加息者很可能是過于夸大了負利率在經濟中的實際作用。例如，負利率的確導致更多資金進入房地產領域，對推高房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處在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工業化、城市化、居民的需求、現行土地制度、外資等諸多因素無一不在拉高房價。即使利率水平上升為正值，近些年飆升的房價也會促使更多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因為房價的提升幅度遠高于利率幾個點的成本。再比如，負利率也誘發了企業的投資擴張，可投資擴張在很大程度上與現行的存貸差有關。由于我國銀行體系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存貸差水平。在價格壟斷和市場壟斷格局下，銀行只要擴大貸款投放，就可以輕松獲利。銀行始終有強烈的信貸擴張沖動，而且貸款大多投向大企業和地方政府基建項目。銀行與企業、地方政府的這種利益格局使經濟增長方式更加粗放。
正因為負利率只是造成目前經濟中不合理現象的因素之一，而且可以說并非第一位的原因，因此，央行在選擇加息問題上遲遲沒有“出手”。縱向觀察，央行歷史上對于負利率一直具有很強的容忍度，相信這也是一個綜合權衡考慮的結果。因此，央行在選擇加息時機和幅度時肯定也并不太參考負利率的情況，而更多的是參考宏觀經濟走勢與國際經濟因素。
從國際范圍看，在一項經濟學家針對２５個新興經濟國家的跟蹤調查中，有近２／３的國家實際利率為負值。這說明在抗擊這場“百年不遇”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目前的負利率現象是全球范圍內的，而非中國獨有現象。而且發達國家經濟回暖晚于我國，經濟中的不確定性也高于我國。為了刺激經濟，發達國家可能會保持較長時間的低利率水平。１０月５日，日本央行調降利率，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從現行的０．１％降到零至０．１％，這是日本央行時隔４年多來再次實施零利率政策。顯然，這樣一個全球范圍內的低利率環境對我國利率政策也產生較大制約。我國利率政策幾乎不可能背離主要國際貨幣的利率走向。加息的另一大問題是使得國內利率水平更加高于發達國家，勢必進一步引發國際游資涌入中國。這雖然是“老生常談”，可按照利率平價理論，本國利率在高于外國利率時會造成本國貨幣近期升值。
總之，加息是一個綜合考慮的結果，而不會是解決負利率問題的唯一方案。負利率是一個資源配置的問題。克服負利率帶來的不利影響，從宏觀上，要采取綜合性措施調控資產價格，優化經濟結構，就如同目前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一樣；從微觀上，個人要增加理財手段和投資渠道，優化資產配置；對存款相對“剛性”的低收入階層，還須采取其他社會保障手段等緩解負利率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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