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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技術創新需要政策保障。政策創新需要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國家、機構、居民及國際資本間進行和諧分配，才能吸引人才，才能技術創新，才能提高節能減排效率，才能改變增長方式。制度安排在于人心的趨向，聚財散人，散財聚人。用人先用財，將人才后顧之憂化解。
考察美國的經濟發展，就會發現其一條持續的互相強化的產業發展鏈條：全球最好的人才聚集機制，人才聚集推動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推動生產率提高，生產率提高提高全球競爭力，從而實現大大低于全球范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生產商品與服務體系。美國經濟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成功轉型，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科技與金融成為美國實現超額剩余價值的核心手段。當科技與金融掌握在美國手中時，美國才能通過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形式將商品交易證券化、通過全球金融中心的外匯交易將貨幣交易證券化、通過全球的資本中心和貨幣政策調整定價資產定價水平，進而實現在資本市場的全球性的剩余價值轉移。
因此，在經濟、金融和資本全球化的今天，產業結構調整的成功與否，在于調整結構后能否成功實現全球性的剩余價值向我轉移，即我們能否實現低于全球“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商品生產與服務貿易。只有提高生產率，中國才能以低于全球平均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生產出商品與服務，才有可能促使國際商品、貨幣和資本市場的剩余價值向我轉移。只有剩余價值向我轉移，中國才能獲得更多的財富，將財富之蛋糕做大，才能解決中國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因為一國的綜合國力，不僅是技術水平，國內的團結與否，也是重要的綜合國力。要實現和諧的團結，需要和諧的分配。在許多領域還沒有實現高于全球平均的生產率或者低于全球平均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生產的時候，內部的和諧分配，可能是實現綜合國力提升的必要條件。分配不僅是現金的收入，還有許多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內容，比如醫療保障，比如社會保險，比如失業保險，比如教育免費等等，都是分配的概念范圍和核心內容。
能夠主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從而凝聚人心，提升生產力水平的，是國家的政策、制度與法律。因此，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保障機制、制度、法律，比引進外資更重要。比如，中國汽車產業已是主導產業，但在利益分配過程中，由于國內技術水平、管理水平等原因，利潤的大頭卻被國際汽車廠商轉移走了。中國在汽車產業中付出了勞動、土地、資本、環境的代價，但沒能掌握高于國際水平的關鍵核心技術，只能將利潤拱手相讓于國際資本。南方某合資汽車企業工人提高分配水平的要求，雖然有所進展，但并沒有改變在汽車等產業上剩余價值大量轉移到國際資本手中的現實。
因此，產業結構調整的成功標志，一是技術水平提高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勞動生產率提高不以破壞環境、健康、土地、空氣等為代價，三是更多價值實現要與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配和諧一致。產業結構調整成功的第一個標志，是生產率提高下的勞動時間減少和勞動強度減輕，勞動者從重體力勞動和重勞力勞動中解放，對就業者來講，是身心消耗角度的福利提升。近年來，我們在節假日、年休假的安排上，已有顯著進步，這與三十年來生產率提高密切相關，因為生產率提高是單位時間和單位能耗物耗下的更多產出，勞動者的休閑時間增加與實際的福利水平提升相關。產業結構調整成功的第二個標志，是山清水秀，大家在休閑時間有真正的消費去處。由于歷史與經驗等原因，前三十年在發展過程中，多重視GDP和利潤等產出，少考慮環境方面的代價，造成了水土空氣等資源的污染或者浪費。科學發展不僅是提高生產率，還得與環境保護相協調，所以，考察轉變增長方式是否成功的核心標志之二，就是當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是否和諧。如果高產出伴隨高污染，環境代價將直接抵消在經濟成就方面的業績。
當然，如果生產率提高的好處只有政府、國際資本或者廠商所得，勞動者與技術進步無關，就會在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拉大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一旦拉大，社會的不滿指數就會上升，將會引發經濟條件改善下的情緒或心理福利下降。不滿指數是一種負面效能，會破壞技術進步帶來的正面效能，如果積累不斷增加，就會加大不穩定因素。這一點決定了，如何在生產率提高、環境友好的條件下，增加和諧分配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建立在包容性增長的基礎上，讓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居民感到幸福，才是轉型成功的核心指標。那居民感到幸福的指標是怎么衡量呢？歸納起來，不外乎有工作做，有閑暇休息，有工資有獎金，還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還有總收入的指數起碼不比物價指數漲得低。誠如是，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然會得到最廣大的民眾的歡迎與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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