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科學家、人口問題研究專家易富賢在10月9日的《經濟觀察報》撰文，建議2011年將開始的“十二五”規劃，果斷停止計劃生育，以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今后的老年化壓力和光棍問題，從而彌補今后的勞動力短缺，將經濟模式由投資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
文章指出，要保證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目前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2.1。而由于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率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該在2.3以上。世界各國經驗表明，隨著人類發展指數（HDI，聯合國用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的提高，生育率直線下降。在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
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 2.17，1995 年的1.43。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1.33。人口結構呈倒三角形，是不穩定的人口結構。年齡結構不穩定，導致養老危機；性別結構不穩定，導致光棍危機；民族結構不穩定，可能導致民族矛盾。而美國和印度都有穩定的人口結構：美國是柱狀人口結構，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結構。
中國于1971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標志著獨生子女政策全面實行，但也明確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已經剛好三十年過去，中國也正處在新的緊要發展關頭：一是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型；二是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運動正在使人們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三是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的挑戰。如今，甚至連一些東部地區的二三線城市，也已經廣泛存在招工不足的問題。
這一切都需要重新審視實行了三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和文化再生產。而人口的正常再生產則是物質和文化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中國正處在1840年以來難得的和平條件下物質財富極大增長的時代，很多人據此天真地認為，只要我們積累下足夠的財富，養老問題就可以“自我解決”，而無須通過代際養老來完成。實際上，這是對財富的極大誤解。沒有足夠的當期勞動力創造當期財富和價值，所謂的財富積累，不論是以貨幣形式存在，還是以房屋等實物形式存在，都無法呈現出應有的價值。一個社會的健康成長，合理的人口結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推遲退休年齡之類的權宜之計，只能局部緩解中國未富先老的物質財富問題，不能解決年輕人不足導致的服務嚴重匱乏、親情和溫情迅速弱化的社會問題。調整生育政策，是重構合理的中國人口結構的必要和必然之舉。
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科斯也指出：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有一個因素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政策不改，中國就無法維持近年來的高經濟增長率，而老齡社會的快速到來，也讓我們反思現行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