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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經世致用的情節似乎更重，加上媒體喜歡追逐時髦，更喜歡尋找兩件時髦事件之間的聯系。于是乎，當2009年諾獎委員會將經濟學獎授予威廉姆森時，人們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因為他的理論有助于解決危機。今年的諾獎授予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薩里季斯三人時，人們又一廂情愿地認為是他們的理論有助于解決當前危機中嚴重的就業形勢才受到了委員會的青睞。
其實，只要對學術規律、對諾獎慣例稍有了解，就知道這些都是毫無邏輯依據的猜測。諾獎是純學術性質的，是對一個學者終身成就的認可和肯定，絕不是什么年度獎，所以諾獎是絕不會趕時髦的。君不見，許多人在風華正茂之年即已提出重大創見，但苦苦熬到白頭才戴上這頂學術界至高榮譽的桂冠。因為，學問的關鍵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不像時髦的東西以解決當下具體事務為本，今天所頒發的獎，其成果發端、發展往往是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
扯遠了，言歸正傳。今年的諾獎頒給勞動經濟學領域，獎勵的是戴蒙德等三人對就業理論的貢獻。此三人中戴蒙德名氣最大，也最廣為人知，因為現今稍微深入一點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都少不了“交疊世代模型”，這個就是戴蒙德的20多歲時的作品。筆者不敢說對此模型掌握得很好很準，但第一次接觸時就朦朧中被它的優美所震撼，也是借助這個模型，代際分析的觀念才開始進入腦中。戴蒙德涉足甚廣，此次得獎的并非它那個宏觀領域的交疊世代模型，而是偏微觀一些的勞動市場搜尋匹配理論，具體就是他與莫滕森和皮薩里季斯三人一起構造的“戴莫皮（DMP）模型”。
我們知道，就業問題原來是不夠受重視的。在古典學派那里，非自愿失業不可能長期存在，因為工資（作為勞動價格）可以自由調節，令市場出清。凱恩斯革了古典學派一命，就業問題遂成經濟理論核心，他認為勞動市場自由調節效率太低，特別是工人們存在貨幣幻覺，導致不能接受工資下降，如此僵持，市場遲遲不能達到出清，弄不好，還會導致通縮的循環，不如偷偷摸摸搞點通脹，在名義工資不變的情況下，令實際工資下降，如此有助于勞動市場早日出清，早日實現充分就業。1970年代后，凱恩斯主義聲譽快速下滑，人們對這種比較粗淺的解釋開始感到不滿，因此，為凱恩斯主義尋找微觀基礎的活動日盛一日，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勞動市場方面，人們就用效率工資、勞動異質性、內部人-外部人等理論來解釋為何工資常常背離其內在均衡水平，從而導致失業現象長期化。
在各派解釋之中，戴、莫、皮三人的“搜尋匹配理論”漸顯生命力，呈后來居上之勢。其實，這一派理論與宏觀的結合并不算理想，其強項在于解釋為何“有人沒工做，有工沒人做”這種摩擦性失業現象。
我們知道，世上很少有人一份工做到死，轉換工作是常見的現象，但對一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個人來說，是否轉工、搜尋工作時間的長短等決策與搜尋的成本和收益直接相關，而成本與收益又與失業保險的有無、高低以及失業數量工作空位數量對比相關。顯然，一個人如果沒有保險，或保險很低，他自然就不再挑三揀四，搜尋新工作時間縮短。同樣，如果市場上失業的人多，但同時空位也很多，那么找工作似乎也要方便些，這頗似股市，在成交活躍時交易能更快達成一樣。此外，信息暢通與否，直接關系到摩擦性失業的高低，這道理幾乎不需要解釋了。
“戴莫皮模型”里面有一個著名的“貝弗里奇曲線”。這曲線看上去很神秘，不過所揭示的失業數與就業空崗數之間反向變動的關系卻簡單得要命，若將此曲線加以延伸，就可以用來分析不少問題，曲線形狀、位置和斜率的不同，分別有不同的經濟含義，比如說，可以解釋失業率中有多少是因為總需求不足的周期性失業，又有多少是搜尋和匹配過程中的摩擦性失業，這顯然有助于決策者理清思路，對癥下藥。再精細一點的話，還可以區別不同狀況下的宏觀政策效果。戴蒙德曾對美國的貝弗里奇曲線進行過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在失業率較高時失業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空崗率大致上升0．3個百分點；而當失業率比較低時，失業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空崗率大致也將上升一個百分點。這說明什么呢？這意味道著失業率較高時，宏觀性擴張政策較為有效，而失業率較低時，摩擦性失業占比高，就主要靠溝通信息、增加培訓這些招兒了。
戴莫皮模型和貝弗里奇曲線，聽上去高深莫測，非我等凡夫俗子的肉眼所能看穿。但是，模型所蘊涵的思想，或者說道理應該并不復雜。簡言之，它要求政府政策不能過度干涉勞動力市場，不能人為破壞市場均衡，而解決摩擦性失業，政策重點應該在于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培訓。反思我們這些年來，在勞動市場上的不當人為干預，雖然出于幫助勞動者的好心，但客觀上卻造成了市場扭曲，令就業狀況惡化，例如最低工資制、強制性長期勞動合同制等。政府要想真的為勞動者好，就應該摒棄這些荒唐的觀念，而將重點放在職業培訓和促進信息流通上。這或許是今年諾獎理論對咱們的一點兒經世之用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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