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３０多年的不懈探索，我們已經確立了“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的企業分配體制。但是，受勞動力供大于求等因素的制約，這一分配體制在實踐中還面臨很大問題，集中表現為“企業自主分配有余，職工民主參與不足”。其直接后果就是工人等普通勞動者收入低、增長慢，進而形成了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十分不相稱的“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的獨特現象，造成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貧富懸殊，與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漸行漸遠的嚴重社會問題。近些年來，這一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還社會以公平正義的呼聲越來越高。作為對這種呼聲的回應，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不同主體，法律、政策和制度不同層面，金融、財政和社會管理不同部門，都提出了不少建議，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迄今為止，成效不彰。筆者認為，只有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實現企業職工工資勞資共決，才是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正確途徑。
資本和勞動是企業的兩大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雙方的法律地位應當是平等的。勞動創造價值，剩余價值形成企業利潤，勞動與資本等要素的結合形成財富。企業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離不開資本，同樣也離不開勞動者，需要勞資雙方共同努力。在市場條件下，職工希望增加工資，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一對矛盾始終存在著。過高的工資必然提升企業成本，使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并最終導致企業在競爭中失敗，資本必然退出與勞動的結合；聽任利潤侵蝕工資，肆意壓低工人工資，罔顧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需求，必然引發勞動力所有者的反抗，同樣會導致勞動與資本的分離。
工業革命以來數百年的實踐，教會了勞資雙方以最有效的方式實現勞動與資本的有效結合，達成各自的目的，這一方式就是工資集體協商。這一方式是勞資雙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它從制度上確立了勞動和資本在企業中的平等地位，搭建了勞資雙方溝通交流的平臺，通過由勞資雙方的代表協商確定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等其他權利，有效緩解了由企業與工人之間劇烈利益沖突給雙方帶來的利益風險，從而保證了企業發展的持續性。今天，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已經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通過協商確定工資標準、支付形式和支付時間等事項，大大減少了由勞動報酬引發的勞資糾紛。
工資集體協商遏制勞動用工中的無序競爭，優化了企業發展環境。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企業競相壓低經營成本，導致企業在用工上處于無序競爭狀態。這種狀態在不斷引發勞資沖突的同時，也造成勞動者頻繁流動、對企業缺乏歸屬感，從而阻礙企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影響企業技術進步。企業內部的工資集體協商、特別是行業工會與雇主協會之間的工資集體協商，通過確定共同接受和普遍執行的工資標準，優化了企業的勞動用工環境，不但使工人在同行業內任何一家企業都能享受同等的工資待遇，保障了工人的利益，而且使企業在勞動用工方面基本處于公平的環境之下，實現了公平競爭，保護了企業利益。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普遍施行，不但有效保障了勞動者的經濟利益，而且從根本上保障了企業利益。它推動企業不斷提升管理水平，履行社會責任，逐步提升企業信用，形成現代企業制度。它使大生產與社會化有機結合起來，最終使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統一于企業的成長，使資本的積累與勞動者的富裕統一于國力的增強，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政府、企業和社會各自的目標。工資集體協商以其獨特功能，不斷滿足市場經濟的種種要求，最終成為勞、資、政三方共同接受的社會利益調整機制，成為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制度。
經過３０多年高速發展，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不相協調的問題也十分突出。與財政收入連年提高、政府實力迅速擴大、企業規模日漸龐大相伴而生的，是利益集團日臻形成、社會利益格局日益固化，階層流動逐漸滯塞。這種情況，使得“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得不到有效貫徹，使得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頻頻遭遇抵觸、流于空談，使得在國民收入第二次、第三次分配中種種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究其原因，在于在推動分配制度改革和社會建設上，只注重政府的力量，看不到群眾的力量。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從根本上說，是億萬勞動群眾創造的，開展社會建設，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最終也必須緊緊依靠億萬勞動群眾。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我國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已經達到４８２８７萬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職工，主要集中在７０９．９萬個法人單位、４９５．９萬個企業之中（２００８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的統計數據）。據全國總工會統計，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底，全國工會會員的總數多達２．２６億人，中國工會不僅是全國最大的社會團體，而且已經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工會組織。看不到億萬職工的力量，不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不建立工資集體協商的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只有將數以億計的職工組織起來，由工會代表他們與企業管理者一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實現企業職工工資勞資共決，才能在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利益分配的公平。
在當今的中國，資本的相對稀缺與勞動力的供大于求，使勞動者處于勞資關系中的弱勢地位，任何單個的工人都無力向管理者主張自己的工資權益，只能在被動接受企業開價與“享有失業的自由”之間作出選擇。維護工人的工資報酬以及其他權益是工會的天職。工會只有將工人組織起來，依法與企業就工資收入水平進行協商談判，才能在“強資本弱勞動”的現實中維護職工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職責。這既是工人運動歷史的常識，更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現實。將這一常識和現實情況傳達給工人群眾、啟發工人群眾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組織的責任，也是當前工會工作的迫切任務。
工資集體協商是孕育社會公平正義意識的有效載體。工資集體協商之所以是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途徑，不僅僅是因為它能夠喚起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社會力量，而且是因為它本身所要求和具有的程序規范、協商一致、廣泛參與等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動企業民主管理的強大力量；它所強調的公開性、程序性、規范性、制度性，在不斷反復和具體周密的運作過程中，必然催生協商主體的平等意識、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并不斷內化為全體公民的公平正義意識，逐步建立起推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思想基礎。
據全國總工會有關統計資料，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底，全國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合同５１．２萬份，覆蓋職工６１７７．６萬人。很明顯，與目前全國企業數、職工數相比，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覆蓋面還很低，這種局面，遠遠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和職工群眾的愿望。改變這一局面，使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作為企業普遍適行的制度，當前要針對企業不回應勞方提出的協商要求、集體協商缺乏核心內容、企業不履行工資集體合同等突出問題，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必須調動協商主體的積極性。協商談判是兩個以上利益主體間的行為，沒有利益主體的參與，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協商談判。為此，必須著力培育工資集體協商的主體，即勞動者一方的代表——工會和資本一方的代表——雇主組織。
從工會一方來說，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對維護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維護處在弱者地位上的勞動者一方的利益意義重大，因此，建設強大而有效的工會組織極為重要。工會在推動普遍實現工資集體協商中，必須首先讓廣大職工樹立利益主體意識，以依法維護自身利益的積極姿態投入到協商中來。工會必須真正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真正有能力代表工人參與協商談判，有能力獨立承擔責任。為此，工會必須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培養協商談判的專門人才，順應時代要求，創新工作機制，在群眾化、民主化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要加強經濟、法律等專業知識的普及，加強對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勞動安全衛生等領域的研究，提高協商談判的能力。要掌握工資集體協商的主動權，主動調查了解工人的利益訴求，準確了解企業生產經營情況，主動代表工人提出協商要約，及時做好說服解釋工作，始終把握協商進程，努力爭取勞動關系雙方共同接受的協議。工會應當建立工資集體協商監督檢查制度，堅持工資集體合同草案必須提交職代會或全體職工審議通過，履約情況必須向職代會或職工大會報告，保證工資集體合同的嚴格履行。
從雇主組織一方來說，要健全和規范雇主組織，提高經營者的認識，引導企業經營者尊重勞動者合法權益，啟發其依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自覺，使他們認識到工資集體協商是勞資“雙贏”的制度，積極響應勞方提出的協商要求。
盡快完善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手段。要進一步完善有關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規定，將選擇性規定修改為義務性規定，使承諾通過協商方式確定職工工資成為企業的法定義務；將工資集體協商和工資集體合同的簽約、履行納入勞動爭議調處范圍，使有關工資集體協商的爭議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濟；應當盡快制定《工資集體協商法》，對工資集體協商的結構層次、協商內容、協商形式、協商代表的構成、協商的結果表達和協商的誠信要求等，作出了明確規定，對協商要約、允諾、談判、簽約、履行的程序、法律責任和爭議處理途徑等一一加以規范。
發揮政府對施行工資集體協商的保障作用。在現代法治社會，勞動關系問題無法徹底擺脫政府的干預，一切勞工立法和制度安排無不是國家、資方、勞方三種力量組合、制約、斗爭的結果。政府以國家的身份出現，代表公共利益，扮演調節和平衡的角色，介入勞動關系并且以此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利益，是現代各國處理勞資關系的共同經驗。在今天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勞動者經濟地位低下的情況下，尤其需要政府力量介入勞動關系。國家應當綜合采用立法、行政、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手段，把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和政府工作目標，強制推行，維持勞動關系的均衡。要建立健全最低工資制度和工資指導線、人力資源市場工資指導價位、行業人工成本信息等制度，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有效服務。
結合企業實際加以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反映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調整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的政策措施，都不得不充分考慮地區差異、行業差異，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也必須因地制宜。當前，首先要強調國有企業的帶頭作用、示范效應，同時要以規模以上企業和用工人數較多的企業為重點，以勞動定額、工時工價為協商的中心內容，著力提高普通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勞務派遣工以及困難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對大量的小企業，可以通過簽訂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議來加以覆蓋，以保護在小企業就業的職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