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決好環境污染問題，是實現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在這方面，我們需要積極借鑒國際經驗，以盡可能小的社會成本取得更好的效果。對于污染產生的環境外部性問題，庇古最早提出了排污收費或“庇古稅”的解決辦法，其特點是由政府對微觀經濟主體進行調控，通過收費、補償、征稅等方式來矯正價格，使污染者付費或被污染者得到補償，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然而在實際運作中，污染減排的稅費表面上由排污者承擔，實際上企業可以通過壓低原料價格或提高商品價格等方式向前、向后轉嫁費用，造成實際上的消費者負擔，導致受害者成為“雙重支付者”。日本在上世紀50—70年代發生和處理水俁病的過程中，總結出了“污染者處罰原則”：首先，認定污染者有罪，必須對其進行處罰；其次，嚴格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對受害者進行賠償、復原。我們在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時，可以借鑒這一原則。
明晰責任，嚴厲處罰。產生有礙健康及生活環境之物質者，理應對這些物質造成的必然結果承擔責任。首先，應在法理上認定污染且造成損害者有罪。我國《侵權責任法》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包括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其次，對責任進行明確的界定，以便進行科學合理的處罰、救濟、補償和復原。
救濟補償，保障復原。日本通過制定實施相關法律，對污染受害者進行救濟和復原。我國也應明確對污染受害者須進行合理的補償、復原，主要包括：恢復原狀，使受害者健康、自然環境等恢復到受害前的狀態；實施永久性救濟，只要受害者活著，就不能免除加害者的責任；實施綜合性救濟，對于受害者不僅要支付其生活費、贍養費和康復費，而且要提供工作、醫療、福利等相應的社會保障；救濟受害者的內容和方法應尊重受害者的意愿，救濟費用由污染者承擔。
信息公開，輿論監督。污染信息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它與外部性相互作用，就會產生交易費用、不完全契約和委托—代理問題，進而帶來事前的逆向選擇與事后的道德風險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推進信息公開。應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等法律法規的要求，推進和監督各類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公開環境信息。還可公布各級地方政府節能減排的任務指標和責任人，加強社會監督。政府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社會公眾或消費者信息知曉度的方法之一，是規范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技術標準以及監測、認證、標識體系，規定產品須明示標簽（如電器的能效標簽、農產品的生態安全標簽等）。同時，加強媒體的輿論監督，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居民參與，分權自治。環境政策一般是與企業的利益原則相悖的，因而不可能自動實現。環境保護法和環境保護制度就像皮球一樣，如果沒有居民和輿論的“空氣”支撐，最終將會癟下去。日本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居民和新聞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可以多渠道、多方式擴大群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途徑，發揮人大、工會、社區、社團等的監督作用。為了提高群眾參與的能力，需要加強節能減排知識、政策、法規的宣傳、教育與普及。同時，為了避免環境“政策失靈”，需要建立分權、參與和自治系統。政府有責任防止居民的環境權受到侵害，一旦出現環境污染等侵權行為，應該立即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居民有權預防和制止企業的污染侵權行為，并要求賠償。這樣，在污染問題尚處于萌芽狀態時，通過民眾合理、合法的參與，就可以較早地促進問題的解決，避免發生環境污染及其所引發的公共事件。
（執筆：曾凡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