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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能需要兩個五年規劃來徹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決策層須設法清除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各級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長為由而拖延經濟轉型，也不能在沒有清晰路線圖的情況下急于求成。業已具備轉型條件的沿海省份理應為探索適應中國經濟轉型的可行路徑而先行先試。而作為轉型的必備條件，既有政績考核體系改革亦迫在眉睫。
將于下月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將在中國經濟改革尤其是經濟轉型史上寫下濃重一筆。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文件稿將提請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預計在履行相關手續后將正式頒布實施。備受海內外期待的中國發展方式轉型大戲屆時將全面啟幕。
在經濟轉軌方面已是八段高手的中國，如今面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卻顯得有點一籌莫展。而像中國這樣經濟結構復雜、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且經濟沉疴積重難返的新興經濟大國，在沒有太多轉型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要完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重大系統工程，其難度可想而知。環視當今世界經濟大國，在已完成工業化的發達經濟體中，無論是美日還是法德，其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升級路徑均與中國迥異，中國至多只能借鑒他們在某一方面的成功做法。欣慰的是，中國30余年來的改革實踐證明，中國完全可以在沒有成熟理論的指導下推進改革與發展。例如，由計劃向市場的大規模的制度轉型在歷史上尚屬首次。而現代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對象偏重于成熟經濟和規范市場中的經濟問題。西方并沒有一套成熟的轉軌經濟學理論可供中國借鑒。但是中國政府及其經濟學家們以其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驗證了漸進式改革的可行性與合理性，找到了漸進式改革內在的邏輯；中國的經濟改革實踐也證明了一個事實：即，產權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唯一的，也許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制度安排，它是一個內生的制度安排，只有當市場經濟其他的制度有了相應的完善的情況下，產權本身才會內生的明晰化，從而改變了傳統產權經濟學的一般結論；同樣值得肯定的是，在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中，作為改革主導者的政府，不僅有著巨大的行為空間，也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
要駕馭中國這樣一個年GDP已近5萬億美元的巨型經濟體，并實現發展方式的徹底轉變，如果沒有一套基于中國國情與經濟改革實踐同時又不乏國際普適性的轉型經濟理論的指導，如果沒有一套基于上述理論體系形成的前瞻性配套政策體系的指導，僅靠過去那種應急式的轉型之舉，至多只能解決表面問題，很難給出適應中國經濟轉型的可行路徑并構建一個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的。而政府對投資與出口的偏好，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實際上，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每年都要發布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例如，在去年的文件中就明確提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大力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節能環保體制改革，以轉變發展方式。但從實際執行情況看，相關改革的進展相當緩慢。而在今年的文件中，亦特別強調要加大改革力度，進一步破除制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障礙，但在相關配套改革措施不能到位或者先行政績考核體系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各級各地政府以及有關部委基于完成短期經濟目標的考慮，很可能還會拖延或者擱置本應立即執行的改革措施。尤其是極為重要的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喊了這么多年依然未見重大進展，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掌握資源價格控制權的有關部門以及權力或影響力極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長期以來受益于要素市場價格的人為扭曲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對改革的抵制非常強烈。
可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決策層必須設法清除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某種意義上說，在轉型的關鍵時期，盡快改變對投資的慣性依賴是政府和企業急需求解的命題。而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盡快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使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產業升級的關鍵要素，是擺在政府、企業以及有關市場參與主體面前的急務。在此過程中，政府首先應當確立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積極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消除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等價格方面的扭曲，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由市場來決定價格，以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其次，政府還應為公共品的生產提供足夠的激勵，特別需要對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行正確的決策和引導，并以制度保證掌握新技術的人力資本獲得這種新技術帶來財富的權利。第三，必須盡快拿出加快產業調整，促進產業升級的時間表。在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的共識下，政府亟須積極營造條件使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市場主體的普遍行為。無論是引導企業承接世界產業結構與技術轉移，還是加大對戰略領域的關鍵技術投資，乃至合理整合發達省份的研發與制造能力，瞄準世界前沿水平的關鍵技術，進而以高水平的自主創新引領產業結構升級。都需要發揮相關部委的協調作用。
筆者認為，中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徹底轉變可能需要兩個五年規劃。各級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長為由而拖延經濟轉型，也不能在沒有清晰路線圖的情況下急于求成。業已具備轉型條件的沿海發達省份理應先行先試，探索出適應中國經濟轉型的可行路徑。而作為轉型的必備條件，既有政績考核體系改革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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