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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一位房地產大佬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分析房價必然上漲的N個原因，通過一系列數據，他“證明”得出了一個被眾人詬病的結論：“很明顯收入的增長遠遠高于了房價的增長。”大多數人對其觀點反應強烈但又不知道怎樣去反駁。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人們對住房價格高企的反應與“吉芬商品現象”相關。
所謂“吉芬商品現象”，是由英國學者羅伯特·吉芬發現的一個有悖于社會常理的現象，亦稱“買貴現象”。1845年愛爾蘭發生災荒，造成了土豆價格的上漲，按常理講，當價格上漲的時候，人們理應減少消費，但當時人們反倒要消費更多的土豆。這種違背需求定理的現象就是著名的“吉芬反論”。
提起“吉芬商品現象”，人們馬上會聯想到，近年來，房價越來越高，而人們對住房的需求卻有增無減。那么，城市住房是“吉芬商品現象”嗎？
對于人們打著雨傘擠在一起排隊等待領取樓盤銷售放號的不正常現象，已經有人質疑其合理性，或認為那是開發商采取的請“托”策略，但是大量出現這類現象的根源又是什么？
筆者認為，究其原因不難發現，在住房需求上，存在著房價上漲導致需求增加的實際狀況，即所謂類似于“吉芬商品”的低檔品的需求曲線隨著價格的上升需求量增加，城市住房需求與住房價格的變動恰恰與“吉芬商品”的不正常行為相吻合。但是否就能夠斷言城市住房就是一種“吉芬商品”？對此我持否定態度。從表象上看這是一種“視角”（類似關聯），即事件的特征和行為表現在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相似，包括其行為軌跡圖、特定路徑、類似事件的共性等，但二者的前提條件是不同的，應具體分析類似關聯的根源是什么。
那位房地產大佬的博客觀點，折射了城市住房需求與“吉芬商品”實質關聯的本質，他把住房平均計算的方式放在所有人身上，但事實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買房，即使所有城市人都買房，他們收入增長的倍數也被吃穿用行的需求分解了，且每個類別的增幅都不小。這樣，人們在住房上的購買力就下降為一個較低的層次，以至于多數人感到房價虛高難以招架，其根源在于可支配收入中用在住房上的資金遠遠小于房價上漲的比例。
毋庸諱言，另一方面，城市住房又的確表現出了“吉芬商品”的眾多特性。比如，特質商品的特殊性。土豆在饑荒發生時成為人們生存需求的根本之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人們追求的一種“必然”；經濟繁榮時期的城市住房作為大件商品，是人們吃飽穿暖之后的另一種“必然”追求，二者的表現沒有根本差別。
又如，追高、從眾、恐慌心理的制約。饑荒時人們預期土豆價格還會再漲，于是對土豆存在著饑渴性的追求，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構成了“吉芬商品現象”。而經濟繁榮時期，無論房價怎樣上漲，人們在唯恐更高的心理支配下，一味追求住房的“擁有”，致使住房需求與“吉芬商品現象”相似。
再如，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無形中發揮著“劫貧濟富”的負面作用。開發商相對于購房者就是資源的掌控者，在市場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正是他的主導性導致了資源更集中于開發商等人手中，“劫貧濟富”的效應發生了，財富集中到了經營商或開發商手中，這樣的表現讓城市住房與“吉芬商品”在資源控制上如出一轍。
如果說，城市住房和“吉芬商品”需求都是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中最低層級，不過一個是吃，一個是住而已。正如“吉芬商品”的“優先原則”一樣，因為購房者并不存在生存的壓力，于是，住房追求與饑荒年代的生存追求有異曲同工之感。
綜上所述，城市住房與“吉芬商品”之間存在大量的關聯關系，那么，今天的人們可以走出住房問題上的“吉芬商品現象”誤區嗎？
筆者認為，走出城市住房的“吉芬商品現象”誤區，應把握以下三點：
①抑制不正常的房價。把城市住房與“吉芬商品”掛鉤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價虛高和供給量也隨之減少（捂盤、惜售），造成了人們的一種生活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高房價是重要表現形式，抑制不正常的房價是首要任務。
②扭轉追高心理。從眾追高的社會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態的、非理性的，而民眾中存在過多的非理性行為，容易出現浮躁情緒，“羊群效應”躍然紙上，危害不言自喻。
③嚴格抑制土地財政政策。房價居高不下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基層政府的土地財政政策，地方稅收的相當比例均來自土地稅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土地直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也就是說，不能漠視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對人們財富“占用”的行為，這才是房價奇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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