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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貨幣化納入宏觀分析，意義重大。在真實世界里，沒有誰不關心價格水平及其變動，所謂看不見之手分配人間的福利與財富，主要就是經由價格變化來進行的。由此，價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響而變動、究竟由什么決定變動，就不能不成為人們持久關心的話題。
經濟學回答這個問題，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個理論基礎，應該是“貨幣數量論”。此論把物價(P)、商品與勞務量(Q)、貨幣供應量(M)以及貨幣周轉率(V)聯為一體，認為在這四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著恒定的關系，即MV=PQ，也就是貨幣量乘以貨幣周轉率永遠等于物價乘以商品和勞務的數量。如果貨幣周轉率基本不變，被看作是一個常量，那么，從上述方程推斷，價格總水平主要受貨幣量與商品勞務量的反向影響：給定商品勞務量，貨幣供應量越多，價格水平就越高；給定貨幣量，商品勞務量供應得越多，價格水平就越低。
也許并不是每個讀者都喜歡把經濟關系說得如此公式化。不過從經驗科學的角度看，把一個命題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含糊，就容易接受可觀察現象和可感知經驗的檢驗。同意不同意沒有關系，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機會推翻貨幣數量論——只要你觀察到貨幣周轉率和商品勞務量不變，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沒有提升價格水平，或者反過來，貨幣周轉率與貨幣供應量不變，商品勞務量的增加也沒有降低價格水平，你就可以大聲質疑、大膽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說，進行新檢驗，由此提升關于價格變動規律的認知水平。
就我所知，首先提出貨幣數量論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19世紀美國天文學家西蒙·紐康(SimonNewcomb)。這位紐康先生是美國海軍天文臺的數學和天文學教授、也是全美天文學會的創始會員和首任會長。1885年，他發表了一部《政治經濟學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經濟存量與流量的區別，用圖示說明人們之間的金錢流通，還提出了貨幣數量方程。雖然非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做出貢獻的故事，在經濟學的早年時代并不罕見——斯密發表《國富論》時甚至還沒有經濟學，他本人則以道德哲學家而聞名英國——但紐康先生提出貨幣數量論還是有點特別。在他之前，知名經濟學家林立，很多前輩早就關注市場景氣發生波動與金塊、紙幣、信心和預期之間的關聯。但是，后來被歐文·費雪命名為“關于貨幣數量的理論
(quantitytheoryofmoney)”，還是被“外行的”天文學家拔得頭籌。或許，這與天文學宏大的視野、以及天文學家們堅信萬物運動都可以用精確的數學描述有關吧？
真實世界究竟有沒有MV=PQ這回事？這就要講驗證了。學問史說，厘定貨幣數量論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邏輯以及闡釋理論的行為含義，是費雪在1909年以后完成的。至于實證檢驗，則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紀60年代的一項巨大工程。在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施瓦茨(AnnaJ.Schwartz)利用1867-1960年間的美國經濟與金融數據，系統探查了美國貨幣存量周期與商業周期之間的關系。他們的結論是，貨幣存量的變化，獨立地、穩定地影響經濟狀況、收入和價格的變化。那句后來廣為人知的
“貨幣主義”格言——“通脹不過是一種貨幣現象”——基礎就是這本
《美國貨幣史》及其姊妹篇(《美國貨幣存量的趨勢與周期》)。從費雪到弗里德曼，當年紐康的天才猜想得到闡釋和驗證，從而在政策制定者與公眾的頭腦里，開辟出一塊“貨幣是重要的”新天地。
中國經驗也驗證著貨幣數量論。不論上世紀40年代末期的惡性通脹，60年代初在嚴厲的物價管制下頑強地以“短缺”變現出來的通脹，還是改革后數次進入兩位數的通脹——凡物價總水平持續的上漲，都可以從貨幣存量大幅度增加的事實中找到原因。1988年弗里德曼訪華的講演對中國聽眾的說服力，靠的可不是他的辯才。這位諾獎得主的風格，在某些方面與我喜歡的科斯教授相仿，也屬于“人貴敘己而不自詡”的那個路數，絕不靠“吾日三贊吾身”那類沒完沒了的自我吹噓來“制造影響”。對我這輩人而言，若不是1980年代末高達19%的物價指數，要接受原本從沒聽說過的弗里德曼貨幣主義，怕是沒有那么容易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驗豐富了貨幣數量論。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貨幣化或貨幣深化，可以在給定貨幣量的條件下，增加貨幣需求，從而對物價的上漲產生抑制作用。這就是說，可以把貨幣數量方程里的Q(商品勞務)分為兩部分來處理，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勞務”，即花費了貨幣成本生產出來的商品勞務，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勞務，即原本不在市場之中、未花費貨幣成本就可以生產出來的商品勞務。舉凡土地、勞力、創業動機和形形色色有市場價值的創意，都可以一分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體和新的胃口，需要額外消費一塊貨幣。如此改寫的貨幣方程也有清楚的含義：給定貨幣量和貨幣周轉率，價格水平與新增商品勞務的量成反比。上周本專欄介紹易綱的論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國數據，驗證了貨幣化進程怎樣增加貨幣的需求，從而解釋了中國的廣義貨幣超過GNP增長與CPI增長之和的“貨幣之謎”。
在原創的貨幣數量論里，究竟有沒有這層重要含義呢？直接讀，是沒有的。因為橫豎那里只寫下一個Q，并沒有把它分開來處理。但是深究一下，我以為此含義還是蘊藏在其中。證據之一，是上引紐康教授1885年的原著，是把貨幣數量公式定名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貨幣(M)為交易服務，其服務的頻率是V,商品勞務(Q)是交易的結果，而價格(P)則是交易活動最引人注目的信號記錄。問題是，已經進入交易過程的商品貨幣是一回事，潛在的、可以進入交易的資源是另外一回事。當潛在的資源更多被動員進市場交易的時候，貨幣方程之解當然要起變化。紐康以后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忽略了“商品勞務”(Q)的第二個含義。多數人以為這個Q就是直接可以觀察到的市場成交量，沒有什么大文章可做。
重新激發人們思考這個概念內在含義的，我以為是1988年的科斯。在《企業、市場與法律》這本小書里，科斯委婉地批評流行之見熱衷于闡釋貿易的益處，卻對一個經濟究竟有多少產品進入交易這樣更根本的問題幾乎視而不見。他堅持問：“什么產品會被貿易”，以及為什么貿易會發生？科斯的答案是，要看降低了交易難度的市場制度的作用與影響。
轉型中國經歷了市場外資源大規模進入交易過程的實踐，也使中國的經濟學家有機會更清晰地看到制度變量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今天我們已不能指望，繼續拒絕制度考量的“宏觀經濟分析”還能提供可靠的分析與推測。為了增加對價格水平及其變動趨勢的理解，我們不僅要觀察貨幣供給、貨幣周轉速度和商品勞務的供給，而且有必要關注制度變動怎樣影響市場化資源的增量、改變貨幣需求，進而在給定的貨幣量下影響物價水平。這就是說，市場化改革到底是進還是退，不但是方向路線的大問題，還與公眾廣泛關切的通脹與價格形勢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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