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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務院法制辦在京召開《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專家研討座談會。專家們就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征收的程序、補償的標準、爭端解決機制、強制拆遷的形式和程序、在非公共利益的情況下采用怎樣的規范等6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昨天上午，從參與起草新拆遷條例的專家處傳出消息，條例已形成草案初稿，整個拆遷思路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9月19日《揚子晚報》）
從既有綜合信息看，備受關注的第三版《拆遷條例》確實不乏很多新亮點，對一些敏感而又要害的環節，不僅敢于直面，還試圖進行量化式的行為規范。比如，實施危舊房改造，必須達到90％以上業主同意。這個應該算得上很苛嚴的規定，過去是沒有的。但是，對行為人（基層政府）而言，他們往往并不懼法規嚴厲，而怕貌似嚴厲的法規沒有空子可鉆。
不難把握，這樣的“空子”，在即便思路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新條例身上，其實依然存在。所以，對這部呼之欲出的熱門法規，我們固然很期待，卻應持謹慎樂觀態度。
首先，某些聽上去很讓人振奮的內容，目前要么屬于“初稿”，要么不過只是“專家建議”，它們最終會以多大的“折扣”進入成文，或者說，最終出臺的法規是否如輿論所期待與烘托的樣子，這誰也不好斷言。應該說，就此次修法而言，專家們的主張普遍具有強烈的親民性，甚至還不免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理想很豐滿，而現實很骨感”。可以這么說，如果專家們的主張能夠得到一一落實，今后，各地發展將會遇到天大的麻煩，拆遷或將成為名至實歸的“天下第一難”。
事實上，搏弈與權衡的結果，力量結構只會發生某種調整，卻從來不會出現一邊倒，更不必指望發生顛覆性改變。我們看到，新條例的制度設計意圖，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基層權力在拆遷領域曾經過大的強勢，挑戰他們在新政策環境下的應對能力，約束他們輕易胡來的沖動，甚至也理所當然增加了他們的發展成本，但并沒有把他們的路堵得死死，“回旋余地”清晰可見。
基于“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的不同訴求，新條例擬賦予行為人迥異的拆遷權利。那么，何為“公共利益”？這話一展開來，彈性就大了。經驗告訴我們，對基層政府而言，純粹的“公共利益”不能說全無，但更多時候，背后總是有太多的牽扯。以建市民活動廣場的名義拆了一塊地，你會發現，廣場建好了，場邊一排商業用房也豎了起來。一條大馬路建好之后，離馬路兩側的樓盤叫賣已為時不遠。“發展”與“經營”，有時就是一個意思。新拆遷條例對“公共利益”誠然會有一些很具體的概念表述，但后面只要跟上一個“等”字，法律層面上的障礙也就全被化解。“危舊房改造”不是被納入公共開發的范疇么？那么，且不說今后會有多少房子“被危舊”，改造的結果一定八九不離十，都是為商業開發開路。
算起來，第二版“拆遷條例”運行迄今也不過9年，時間不算太長，但這段時間發生的事很多、也很重要，其中，《物權法》的施行是個重要節點。對這部法規適時進行修訂，不僅是技術層面上的客觀需要，更體現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與進一步強化法治的國家姿態。而發展帶來的“拆遷困境”，當前主要集中于基層政府，在外圍一些更關鍵的制度（如土地財政）沒有取得突破性變革之前，基層政府工作中的難處，很有可能最終轉化為新拆遷條例的“落地”難度，從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它的實用價值。但是，也許不必對它求全責備才是一種理性態度，無論如何，改總比不改好，上一個臺階，至少是法治又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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