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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我們可親可敬的溫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指出，土地問題根本上與制度有關，農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現有的財稅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著“土地財政”的現象。這造成一手從農民那里廉價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價賣給開發商。這說明，國家領導人是體察民情的，是知道民眾水深火熱的。
誠如總理所言，由拆遷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確實是根本上和制度有關。因此，要根本上解決，就必須在制度上下狠功夫。所謂的制度，不外乎法律和各種規章條例。在權威上，法律首要，條例次之，也就是說，規章條例要遵守法律的框架，是法律精神的具體體現，所以不得違背法律。
但是，制度問題解決起來談何容易。《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發布半年多了，真正的文本還是沒有出臺。據報道，這一條例其實還沒有“胎死腹中”，只是有關部門的立法思路出現了新的變化。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條例的適用范圍也僅僅是“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并不在其列，因此并不能解決“唐福珍們”的問題。
而據說，集體土地的征收和補償問題已被有關方面提上議事日程，這應該是可喜可賀的。對此，有專家提議，立法需要妥善處理幾個問題，首先是所有的征收、征收補償標準、征收決定，都應有公眾參與；同樣重要的是程序，包括征收征用的啟動、公告、如何確定征收范圍、征收方式、補償方式、補償標準，都應該在立法中細化；此外，公平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補償都應有一個相對為多數人接受的標準，只有公正才會讓各界接受。
平心而論，這些提議都是好的，只要在操作上有好的配套，應該問題不大。但是，筆者以為，無論具體操作多完美，有個關鍵前提必須說清楚，那就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一切的法律和條例都必須以它為基礎，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后患。政府只有因為公共利益，才能動公民合法的房產，這是世人的共識。所以，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非公共利益，必須“丑話說在前頭”，到時候誰違反了，才能到法庭上講理。否則，回避了這個概念的界定，制定出再完美的法律，終究還是避免不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
試舉一例，最近才發生的江西撫州三人自焚事件。這個案例中，被強制拆遷的這棟房子有合法的土地證和房產證，但因此地被地方政府列入建客運站的規劃，于是必須拆遷。在《我對暴力拆遷已經出離憤怒》一文中，我就寫道：
“其實，這個拆遷爭議最大的應該是，什么叫公共利益？什么叫公共工程？這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但又不得不界定，因為很重要。在依法治國的國家，政府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動公民的合法房產。在這起事件中，客運站是公共利益嗎，是公共工程嗎？一個城市廣場，你說是公共工程，這確實是，因為誰都可以上去走一走，而且是免費的。但是，你說上車還要買票的客運站是百分百的公共工程，我個人是保留意見的。
眾所周知，現在客運站都是集團化、公司化的，這和銀行、郵政系統的運作是一個樣，一旦過節什么的還要趁火打劫翻倍漲價，因此憑什么說是公共利益？也就是說，我個人認為這個規劃根本沒有拆遷住戶的理由。”
固然，界定公共利益也是法學界的一大難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難，于是為了圖省事就干脆回避了它。因為它很關鍵，很重要，很重要很關鍵就在于，概念是命題的基礎，“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有關拆遷問題的法律的基石。只有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大家都認同了，制定出來的法律才能顯示公平公正，公平公正了，法律的執行才會順暢，否則，法律制定是制定了，但后患無窮，實施起來舉步維艱，進退兩難。因為一個很大的現實就擺在我們面前，每一次暴力拆遷的悲劇的上演，無不是因為地方政府為了“公共利益”而拆遷。而什么是公共利益，大家都是一筆糊涂賬，各說各話。但這么做顯然是對地方政府有利的，原因不說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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