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除了我對產業組織方面的企業規模結構與收入分配差距的關系進行過研究外，學術界對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城鄉結構、產業比例結構及產業組織結構等失衡方面的原因的探討，也很少見到。這不能不說是理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一個遺憾。
研究城鄉結構、產業比例結構和產業組織結構失衡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之間的內在關系，有利于我們從大的戰略入手，用調整結構的辦法，來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分配不平衡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并不是我們的體制、政策不順，而是結構失衡的結果。從戰略高度來調整結構，以謀求收入分配的平衡，即是對癥下藥，有事半功倍之效。僅僅局限于二次收入分配的調整，不從調整結構入手，不先調整與之有關的初次分配，可能費力很大，結果卻并不樂觀，政策甚至南轅北轍，差距會越拉越大。
創造財富的要素有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礦產等資源要素，就初次分配和價值形成看，創造新增財富的同時，也就是分配新增財富的過程。也就是各種要素的投入價格，如工資、社保、利息、地租、專利價格、管理者薪酬、礦山擁有者的收益等等，形成商品和服務的新增價值，另一方面，它們的投入價格，實際上又是對新增財富的一種分配，其形成不同所有者之間的初次分配格局。
但是，不同的要素為不同的所有者所有。普通勞動者，擁有勞動力；投資者擁有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擁有土地；技術發明者和管理者，擁有知識、專利和管理才能；礦山所有者擁有未被開發的礦產。這樣，一個國家和地區，在其發展的要素利用方面，也即依靠什么樣的要素組合創造財富方面，模式不同，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不同。
比如，主要依靠資本推動經濟增長，也即資本密集型的發展方式，這樣的經濟模式中，創造財富主要的要素是資本，即廠房、機器設備、生產線、車輛等等。舉一個特殊的例子，水電廠創造的財富是電力，而一個水電廠用的勞動力極少，發電和送電主要是由大壩、水輪發電機組、輸電線路、泄洪渠等資本的具體形式完成，在電力生產新增值的分配比率中，大部分為投資者分得，而勞動者分得的比例很小。也即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資本的分配比例較大，而勞動的分配比例較小。這主要不是因勞動者與資方的工資博弈機制失衡，如資方力量太強克扣工資導致的，而是在大的發展模式上，要素利用結構失衡導致的。
再比如，西亞海灣許多是產油國家，是資源密集型的發展模式，油氣生產需要的勞動力很少，要素主要是資本與石油礦藏。創造出來的財富，主要是采油設備、港口和運油管線及其輪船，財富的初次分配獲得者主要是油田、港口、管線和輪船的投資者和擁有者，在石油資源密集主導發展的行業，需要的勞動力也很少。勞動力擁有者從資源密集型財富的生產中，獲得的分配，必定也是很低的。
這就為我們在考慮收入分配格局時，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是追求資本和資源密集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是追求資本、資源、勞動等要素平衡的模式，還是追求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一個定理是，一個國家過度追求資本和資源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勞動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在財富的創造中，資本和資源占主導地位，而勞動力大量地被閑置并過剩，在分配格局上，必定是資本和資源所有者分配過多，而勞動者分配過少，形成資本資源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這里需要對中國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中國許多地方，熱衷于招商引資，熱衷于基礎設施的投入，以資本推動增長，在財富的創造中資本過度替代勞動，忽視了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資本和資源推動型發展方式。毫無疑問，一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在它的發展之初，是需要資本的推動，然而，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勞動力轉移頻繁和就業壓力較大的國家，在長時間中，著重用資本和資源密集推動經濟發展，而勞動力實際的失業率較高，由于勞動力過剩，工資又過低，結果必然是資本和資源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因此，轉變發展的要素利用模式，平衡資本與勞動要素的利用結構，實際上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收入初次分配的一個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差距在持續拉大。１９８３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１．８２∶１，２００９年拉大為３．３３∶１，幅度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鄉差距的擴大？農業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比率持續下降是一個客觀的趨勢，誰也阻擋不了，它要求農村中人口及農業中的勞動力相應地向城市和非農業轉變，從而讓減少了的農村人口與持續下降的農村和農業增加值相適應。從統計來看，農業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從１９８２年的３３．４％下降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６％，而農村人口的比例，從７８．８７％下降為４６．５９％，特別是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只從６８．１％下降到３８．１％。在農村和農業財富生產比例持續快速下降的同時，農業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向城市和非農業轉移過慢，導致相對越來越少的農業增加值被相對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所分配，與城市和非農業人口的分配相比，差距必然會拉大。
上世紀９０年代后期及２１世紀初的幾年中，勞務經濟，即出外務工的農民將在城市中所得的收入帶回農村，使農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隨著轉移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他們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隨著城市生活費用的提高，與之前許多年出來務工的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農民工不同的是，８０后、９０后和未來的２１世紀后農民工，他們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再帶回家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樣，用農民工外出務工收入來平衡城鄉差距的作用將越來越弱。
除上述主要方面的問題外，還有農民土地等沒有資產收益，以及糧食等農業產品價格不順等，也是造成城鄉差距擴大的原因。一是農村資產不能帶來收益。城市的住宅和企業用地可以抵押融資，可以出租，甚至倒賣住宅等資產，可以帶來資產收益。而中國農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資產不能變現，不能融資，除了生產農業產品外，基本不能作為資產給他們帶來收入。并且，由于征地和補償制度的不合理，農民因征地而致貧的也不乏其例。二是宏觀調控的穩定物價，結果是扭曲的工農產品價格體系，相對低的農業產品價格向城市居民轉移了一部分利益。而改革開放３０年以來，宏觀調控上，一直將穩定物價作為重要的目標，但是，穩定物價的重要辦法就是穩定糧價，控制糧價的上漲。這樣，非農業產品，包括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速度較快，而農業產品的價格相對較慢，于是，農村和農業的一部分收益被城市的低物價所分配。
三次產業結構變動的規律是：在國民生產總值上，第一產業的比例將持續下降，將從原有的８０％到９０％，下降到５％以下；第二產業增加值先是上升，后是穩定在３０％到４０％左右，再開始下降，最后下降到２０％左右；第三產業持續上升，從１５％左右最后上升到７５％左右，甚至更高。而從就業結構看，在第一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將從８０％以上，最終下降到５％以下；在第二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最高達到３５％左右，再下降到１５％左右；而第三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從１５％左右，最終上升到８０％左右。
這樣就產生兩個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１）產業的生產結構與勞動力配置結構扭曲時，由于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不同，形成各個產業的收入分配差距。產業中的勞動力對應的是產業所創造的增加值，從初次分配來看，各產業勞動力在本產業中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分配他們所創造的財富。因此，當產業增加值與對應就業勞動力的規模不匹配時，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不同，導致其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２）各個產業要素利用程度不同，宏觀上，大部分生產由資本密集型的工業提供，而勞動密集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例過低時，整個國家財富創造向工業和資本傾斜，在ＧＤＰ的資本與勞動分配比例中，資本分得的就多，勞動分得的就少。資本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就會擴大。
從世界各國的一般規律來看，人均ＧＤＰ在３５００美元這個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其第三產業增加值占ＧＤＰ比例在６０％左右，就業比例在６５％左右。而中國２００９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３４００美元左右，第三產業增加值比例只有４２．６％，就業比例只有３４．１％，分別與均值的偏差在２０個和３０個百分點。其在收入分配的經濟學含義上就是，大量在第一產業中窩積的勞動力，本來應該被轉移到服務業中，一部分第二產業中應當向第三產業轉移的勞動力，沒有被轉移到服務業中，使這部分勞動力發生閑置，沒有充分創造財富，也不能對應地分配財富；財富大部分由第二產業創造，第二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財富很大比重上被資本所有者所分配。結果，宏觀上導致了資本所有者與勞動所有者之間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問題。
需要看到的是，隨著工資和社保等成本的提高，第二產業資本有機構成比例提高是一個趨勢，即工業總體上會通過技術進步和自動化，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用越來越少的勞動力推動越來越多的資本。在這樣一種趨勢下，如果不能及時擴大服務業領域的生產和就業，勞動力將會更加過剩，失業率會更加上升，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收入分配將會更加惡化，收入分配差距會進一步拉大。
產業結構分為產業比例結構和產業組織結構，前者主要是指行業和地區分布，如產業的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等等，后者主要是指產業的集中度，還有特大、大、中、小和微型等企業規模結構。一個國家，產業組織中的企業規模結構，以及每千人口擁有企業的數量，與這個國家的資本與勞動、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結構密切相關。
從要素和行業分布方面看，特大和大型企業，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型企業，多數是資本密集型企業，大多分布在工業之中；而一部分中型企業，相當多的小型和微型企業，大多分布在第三產業之中，有一部分工業中的小型和微型企業為特大和大中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和服務。因此，前者是資本密集型的，資本有機構成變動規律產生內在的作用；后者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或者勞動密集程度較高。在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方面，前者資本分配的比例較大，后者勞動分配的比例較大。
因為在企業規模結構中，小型和微型企業數量一般要占全部企業數量的９５％，當一個國家每一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越多，說明創業活躍，企業很多，勞動力需求較大，小型和微型企業投資者多，中小老板多，失業率低，勞動力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當一個國家小型和微型企業越多，在企業規模結構中比重越大，每一千人中的數量水平越高，勞動密集程度就越高，中小投資者就越多，從財富的創造和分配看，中等收入者就越多，由于勞動力得到充分利用，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就越少，收入差距就會越小；反之，當一個國家特大和大型企業越多，小型和微型企業創業和投資者越少，每一千人中企業數量水平低，勞動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中等收入的人口就越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就會越多，收入分配差距就會越大。
從創業和小企業數量的國內外比較看，中國大學生畢業三年內創業的比率，到現在還不到２％；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率為２０％。如果將中國的個體戶５個折合成一個，加上注冊登記的法人企業，最樂觀估計，中國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水平在１２個左右。而發達國家這一水平為每千人４５個左右，發展中國家在２０個到３０個左右。因此，創業不足，小型和微型企業數量少，是形成中國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深層次原因。
綜上所述，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如果不轉變發展方式，不從調整結構出發，只是從低保、工資增長、提供公共服務、財政轉移支付、分配體制改革等等方面入手，可能還是解決不了結構問題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