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罪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判處死刑”。
嚴厲的懲戒并非始于今日，然而食品問題并未得到多大改進。來看一條2001年4月16日《北京青年報》的舊聞：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通過了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作出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輕傷、重傷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的“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根據刑法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造假者必須付出生命成本，代價已經無法再高，造假者為何不畏死？
以引起全球關注的三聚氰胺奶粉案為例，有犯罪者被執行了死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執行死刑的命令，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4日對“三鹿”刑事犯罪案犯張玉軍、耿金平執行死刑。被告人張玉軍罪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耿金平犯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刑事責任到此為止，四位原三鹿企業的高管，幾位生產者、銷售者等人被判刑，被判刑者中包括一名金河奶源基地送奶司機。此后，在各種或明或暗的維持穩定的努力下，從三聚氰胺開始的食品安全反思、社會誠信反思草草收場，喪事當成喜事辦的典型就是強調善后處理工作的得當，強調賠付的及時，而三鹿廠在上級部門的重視下被三元收購。
質監部門的責任只字不提、三聚氰胺的生產鏈條只字不提，那些以吃不死人為標準制造添加劑的“科學家”們被輕輕放過。更有甚者，媒體報道一位問題奶粉受害幼兒的父親，因“涉嫌利用媒體惡意報道”，向相關企業“提出巨額勒索”而獲刑5年。
不難理解，為什么出臺了《食品安全法》仍然難以降低食品安全擔憂，為什么2009年年末三聚氰胺奶粉居然卷土重來，原因是有一股相反的勢力，在極力為肇事者降低成本，同時為維權者增加成本，以抵銷法律的效應。如果維權者的成本增加到遠遠超過肇事者成本，那法律只能產生負面效應，說是白紙一張都是輕的。因為，此時貌似公正的法律的存在是對弱勢者與維權者的辛辣嘲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已經研究證實，一項規則要受到尊重，必須讓進入法網之內的違規者替所有逃脫者承擔成本，另一項研究證明，如果一項規則必須為30%的人“法外施恩”，就形同虛設，而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案例中有多少人被“法外施恩”？此時，人們對于被判刑者的感覺就是，一個出頭的椽子，誰讓他沒有后臺？此等猜測大行其道，是我們社會的悲劇。
食品造假并非任何一個社會的專利，一個世紀以前的美國同樣如此。20世紀初，美國產品造假猖獗，食品、醫藥無所不包，報紙每天揭露產品摻假事件：即使是知名百貨商店出售的餐具含銀量也不像廣告上宣傳的那樣足，它們出售的胡桃木家具實際上是橡樹制成的。面對怒不可遏的消費者，面對天天揭黑的媒體，1906年6月30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批準的《純凈食品及藥物管理法》，于1907年1月1日正式實施。1927年國會決議建立食品、藥物、殺蟲劑管理局，1930年改稱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由農業部管理。
如今美國的產品早已擺脫了信用的陰影，其他國家的出口商也很少敢在美國以身試法，因為監管機構毫不徇情。可見，只要法律嚴格執行，只要有天價民事賠償，即使不用死刑，也能讓食品安全真正安全。而法律嚴到極致，食品仍不安全，只能說徇情與挾帶私貨者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