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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李連杰在接受央視專訪時透露，他所創立的“壹基金”面臨可能中斷的命運。他說：“壹基金”是一個已經生了的孩子，但是沒有身份證，身份和法律結構模糊，沒有一個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證，做“壹基金”這樣的嘗試，就有可能面臨中斷。
其實，“壹基金”可能中斷，一點都不令人吃驚，“壹基金”在成立之初被動選擇和中國紅十字會合作，已為今天可能的“停盤”埋下了伏筆。2004年末，李連杰親身遭遇東南亞海嘯，其后他決定回國做慈善。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個由民間發起、遵循市場規律、跟國際接軌的慈善機構。但在研究了相關法規后，他發現，在現有政策環境下，民間發起公募基金幾無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他選擇了與中國紅十字會合作。
因此，這個著名的“壹基金”，全稱是“中國紅十字總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開戶行也是“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只有收款人中有“李連杰壹基金計劃”的字眼。也就是說，“壹基金”從來都不具有獨立身份，只是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的一個專項募款計劃；基金本身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也沒有獨立的銀行賬戶，只在中國紅十字總會賬戶下單列了一個科目。
“壹基金”遭遇的尷尬，絕非個案。審視一下世界慈善史，我們不難發現，民間慈善有著遠比“國辦”慈善事業悠久的歷史，中外概莫能外。無論漢唐還是晚近，中國的慈善事業基本上都可以定義為“非官方和民間的”。但在時下的中國，長期以來，政府的官辦慈善機構，如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慈善總會，以及官辦的公益基金，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慈善事業，廣大民間的慈善組織，在注冊困難、成立無望的情況下，只能掛靠在官辦機構，或者長期游離在官辦的慈善組織之外。
這樣由官方來壟斷慈善資源的制度邏輯，使我國的慈善環境一直呈現扭曲狀態：一方面，中國貧瘠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頻繁天災使基層民眾呈現出對慈善的極度渴求；另一方面，大量民間慈善機構由于缺乏合法身份，長期被拒于主流的慈善體系之外。完全官辦的慈善模式抑制了民間慈善力量的成長，也導致中國日常慈善事業，從融資到運行，都長期處于舉步維艱的境地。
中國慈善機構的成立門檻之高和審批過程的繁雜嚴格，令人嘆為觀止。比如，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萬元人民幣。”而根據現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要成立社會團體，需面對非常嚴格的準入程序，經過復雜而嚴格的審批。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民間基金被批準成立，需要非常非常好的運氣，而大量民間慈善機構缺乏這樣的運氣。
正是這種人為設置的種種制度障礙和門檻，令很多有志于從事慈善事業的力量要么放棄，要么委身于官辦機構。而在缺乏獨立性的情況下，很多掛靠的民間慈善機構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慈善事業，極大打擊了這些機構從事慈善的積極性。李連杰的“壹基金”要停擺，李連杰感嘆自己是真孫子，真真切切折射出民間機構在中國開展慈善的身份尷尬。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中國慈善事業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在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中國以64名富豪人數，僅居美國之后排名全球第二。中國百萬富翁的人數已經以47.7萬人位列全球第四，億萬富豪的數量在百人以上。然而，和全球第一財富大國美國在慈善方面的數據比較，中國的情形卻頗令人尷尬：美國慈善捐助總數量世界第一，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最高。數據顯示，美國慈善捐助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7％。而中國2009年全國收到捐贈總計332億元，占GDP的比例不到可憐的0.1%。如果看人均，美國人均捐款額是中國的7000多倍。
數字后面的原因有很多，但顯而易見，過高的門檻的確阻止了更多人釋放自己的愛心。
頻繁的災害使得中國慈善事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通道，民間慈善熱情高漲，從制度上松綁民間慈善組織，讓慈善回歸民間，已成擺在制度面前極為迫切的事情。當前需立即做的是，必須降低民間慈善機構成立的門檻，廢除諸多繁雜而無用的審批程序。
我們相信，如李連杰“壹基金”這樣的遭遇會越來越少。畢竟，對于一個制度而言，阻止人們釋放善意，即是在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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