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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貸受限之后，原本高漲的地方融資需求在受抑之下，積極尋求其他通道實現融資目的。原本因缺乏有效擔保而受市場冷落的城投債和處于醞釀之中的地方市政債，再度進入人們的視線。據媒體報道，近期財政部和發改委均在制訂地方融資平臺的實施細則，其中發改委側重于“城投債”操作細則的制定，財政部則傾向于“市政債”新規的探索。
城投債主要是指地方政府通過批地、財政補貼等注資方式組織建立企業性質的地方城市建設公司，然后通過城市建設公司發行債券。雖然地方政府因其注入的資產成為有限責任人，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為維持融資平臺的信譽和持續經營，不得不對其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一直以來，由于市場容量小利率低，城投債發展很慢，地方融資主要通過銀行信貸渠道，特別是2009年4萬億計劃推出之后更是被快速推行。從央行的統計數據來看，截至2009年底，地方融資平臺數量已達3800家以上，地方債務余額7萬億以上，其中85%來自銀行信貸。然而風險也在醞釀之中，據計算，從2012年開始地方政府的償債率將超過15%，地方財力將不可承受之重。
2010年4月20日，銀監會對地方融資信貸渠道規模暴漲發出風險警示后，其他渠道的融資變得急迫，原本不占優勢、規模和風險同樣并不引人矚目的城投債進入人們視野。
城投債本質上應屬城市建設公司所屬的企業債。企業用其有限的資產為其提供有限的擔保，相關發行者和投資者必須對風險收益進行充分的披露和判斷，從而形成有效的市場價格發現和價值投資渠道。然而實踐與之相去甚遠，由于各地方財力相差甚大，且后期急劇膨脹的地方融資平臺多屬區縣級政府，它們僅憑公司化的運作恐怕難以獲得投資者的信任。因此，地方政府被迫采取暗中無限連帶責任的方式提供隱性擔保，常用的模式是“回購協議”，即地方財政部門與投資機構，如銀行簽訂回購協議，當融資平臺無法償本付息時，地方財政必須購回不良資產。
而市政債則源自于近年來剛剛面世的地方債。去年財政部代發代償了2000億元的地方債，雖然從形式和內容來看與西方國家廣為采納的市政債相去甚遠，但是也因其漸趨突破《預算法》限制，地方政府逐漸向可發債主體靠攏，因而可以認為是未來地方政府以自身信用擔保、地方財政自負盈虧的市政債前身。
為了維系地方融資平臺的資金運作，防止地方經濟受到資金不足的影響，對于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來說，城投債是場“許勝不許敗”的戰役。
8月份有關部門發布通知至今，風險的主要來源——區縣一級的地方融資受到明顯限制。如發改委的新規要求至多只能保留1-2家，相對于原來的規模大為縮水。但是，清理整頓以土地作主要收入來源的融資行為，未得到堅持。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只要還能以土地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就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并且隨著城市建設的逐步推進，土地的價值反而會不斷提升，未來償債能力較佳。這對用城投債來取代銀行信貸將十分有利。
因而從短期來看，只要土地擔保制度不變，城投債翻身的希望將大大增加。此外，雖然發改委和財政部限制了地方政府“回購協議”等形式的隱性擔保，但在操作中存在變通空間，例如，地方政府不能以任何形式提供財政擔保，但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其他非融資平臺企業提供“轉擔保”等隱性擔保，城投債的信用違約風險依然不會太令投資者擔心。畢竟地方融資平臺上面有地方政府財政、而地方政府財政上面還有中央政府財政隱性擔保。
其實，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風險根源不在于具體的融資形式，而在于“以GDP為綱”的地方政府政績評價體系和不斷做大城市規模的沖動。所以指望用城投債替代銀行信貸來限制地方政府“過度融資”的沖動很難實現。
正如上文所述，中央希望通過規范城投債市場游戲規則，來控制地方債務急劇擴張。但是只要土地注資這一根源還在，目的就難以在短期內實現。
事實上，由于目前城投債與銀行信貸所依賴的土地制度未變，城投債未來發生和銀行信貸同樣風險積累的可能性很大。唯一不同就是發改委取代商業銀行監督者，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前者效率優于后者。相反，商業銀行基于自身的利益判斷，對風險的監控意識可能還強于中央政府機關。目前對風險較大的區縣一級地方融資平臺提供資金支持的主要是地方城市商業銀行，這些地區性商業銀行與地方政府關系密切，全國性的大型商業銀行則更專注于相對風險較小的大中型城市融資平臺。
此外，發改委對城投債發行監管實際收效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應該警惕的是，此前早已有媒體指出地方融資平臺存在諸多的粉飾財務報表以騙取銀行信貸案例。
正是由于城投債被地方政府主導，并非真正的企業債，市政債才有其未來存在的價值。當然，完善政策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自主發行債券，同時中央集中太多稅收資源，地方財政騰挪空間有限，而目前實行GDP為綱的政績考核機制，要想改變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擴張沖動，“賣地求富”導致房價居高不下等一系列問題，非常不易。因此，要從下述兩方面完善制度，為市政債擔綱地方融資創造條件。
一是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加入對科學發展、民生改善等綜合指標的考量，從單一的驅動官員追求GDP增長的數量，轉向實現GDP和民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二是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稅體系，給予地方財政經濟一定的自主權限，這樣既避免了地方頻繁借貸的融資沖動，同時也限定中央地方間的合理財權配置，避免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對融資平臺的無限隱性連帶責任，為真正的市場化融資奠定基礎。
然后在此基礎之上，修改現有的法律規范，明確提出地方融資的合理渠道，基于地方政府項目需求、權責分明、擔保有度的市政債應逐漸成為地方政府融資的主要工具，而基于城建公司的城投債應還原其企業債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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