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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典型的“官方債權國”，這帶來了非常大的集中風險管理問題。經濟不斷累積以國際性貨幣持有的外國流動債權，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如何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路徑轉變，意義重大。
國家外匯管理局近日發布《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試點的通知》。出口收匯留存境外，不僅意味著將提高境內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促進貿易便利化，緩解外匯儲備激增壓力，暢通人民幣境外流通，更意味著我國貿易外匯管理制度的重大突破。或者說，我國正在探索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戰略路徑轉變。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對外金融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角色轉變。隨著我國從資本凈輸入國轉化為資本凈輸出國，從對外債務國轉化為對外債權國，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身份也相應地從籌資者轉化為投資者。
如果按照債權國的概念界定，也就是國際頭寸表中，對外資產大于對外債務這一衡量標準看，中國成長為債權大國的速度，比崛起為經濟大國的速度更快。2002年后，我國經濟進入新興債權國階段。到2006年，中國繼日本和德國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債權大國，并于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凈債權國和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
截至去年底，全球外匯儲備為8.1萬億美元，中國近2.4萬億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直接投資、私人性質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為主體，可稱為“私人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儲備資產或官方貸款為主要形式則稱之為“官方債權國”。
與其他發達債權大國的性質不同，我國的債權性質是典型的“官方債權國”。
官方債權大國帶來了非常大的集中風險管理問題。經濟不斷累積以國際性貨幣持有的外國流動債權，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
從更廣義的外匯資產總量來看，截至2009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34601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為23992億美元，儲備資產頭寸占對外金融資產的69.3%，外匯資產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間外匯資金蓄水池有限。若以國際橫向比較來看，美國官方的外匯儲備雖然只有我國的五分之一，但是美國民間所持有的外匯價值達9萬億美元之巨；日本的官方外匯儲備為1萬多億美元，而日本民間所持有的外匯高達3萬多億美元。
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這使我國的基礎貨幣供應被動受制于外匯供求，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調控的難度。近年來，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2006年已達108.49%，而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在2001、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2005年甚至超過200%。
從這個層面上講，同樣是出口和順差大國的日本，其經驗就很值得我們借鑒。近些年，日本積極推動向“私人債權大國”轉型，日本官方儲備資產只占日本對外資產比重的17.6%。1980年日本修改了《外匯法》，規定外幣存款自由化，外幣借款自由化，允許自由外匯交易。2005年又提出從“貿易立國”戰略向“投資立國”戰略轉變，以提高對外資產收益率為中心，改善國際投資的結構和質量，爭取到2030年把所得收支盈余對GDP的比率提高一倍。為此，日本各方積極努力消除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障礙，促進直接投資雙向擴大。近5年來，日本每年海外證券利息收入在500億美元以上，日本企業的資本利得及海外進賬也極其巨大，所得收支盈余已成日本重要的外匯儲備來源。
可見，如何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路徑轉變，意義重大。
事實上，早在今年6月初，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2009外匯管理年報》時就透露，為提高境內機構外匯資金使用效率，外匯局將在部分地區開展政策試點，允許境內機構將具有真實、合法交易背景的出口收匯留存境外。近年來，外匯管理部門在逐步放松對結售匯強制要求的同時，不斷探索構建更有效的制度框架，這表明，我國在政策上已經偏向于引導“藏匯于民”。
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外匯管理中依然存在著眾多制約“藏匯于民”的制度障礙。比如，在我國放寬企業和個人持有外匯資金的同時，對外匯資金運用并沒有做到相對應的放松，企業和個人到國外的直接投資和直接購買金融產品仍然受到諸多限制，而居民可以選擇的外匯投資品種和工具仍然極為有限，且收益率也不高。此外，在人民幣持續升值以及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的大背景下，企業和個人往往將外匯資金視為燙手山芋，一旦取得外匯資金就迅速結匯。
因此，需要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的全面改革，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促進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首先，劃定官方外匯儲備規模。按照外匯儲備功能的多樣性，可以將外匯儲備分為基礎性外匯儲備、戰略性外匯儲備、以及收益性外匯儲備三個層次，各個層次均對應不同目標和相應的規模。在制定外匯合理規模的基礎上，將一部分外匯資產從央行的資產負債中移出，形成其他的官方外匯資產和非官方外匯資產；其次，繼續推進強制結售匯制度改革，逐步過渡到比例結售匯制，并最終形成意愿結售匯制；再次，建立起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外匯交易市場體制：引入多層次市場交易主體，以豐富本、外幣交易幣種，提供規避外匯風險的對沖工具。最后，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由國家對外投資逐漸轉向民間對外投資，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和購買國外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暢通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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