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小年一直在不斷地抨擊全球范圍內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凱恩斯主義思潮，同時否認中國存在金融危機，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而縱觀其多年來的言論，無不在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在國內經濟學界，他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都給外界留下了市場經濟堅定信仰者的印象。
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公布以來，各種關于中國經濟會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該出臺二次刺激政策，貨幣政策是繼續放松還是緊縮，中國經濟何去何從的討論也甚囂塵上。本刊為此對許小年教授進行了專訪。
《南風窗》：當大家都在談論金融危機的時候，您認為中國不存在金融危機，當政府出臺擴張貨幣政策的時候，您否認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關于中國經濟是否放緩，中國所受金融危機影響何時過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這樣的討論和擔憂？不管有沒有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本來的結構性問題都會導致二次觸底？
許小年：我對這些熱點問題沒有太大的興趣，這樣的討論是舍本求末。學界爭論這些東西，因為他們以此為生，有了凱恩斯主義以后，學經濟的人算是有了就業機會，能混碗飯吃，分析分析經濟形勢，給政府出出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怎么操作啊之類的，但這些問題根本就不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當前的關鍵所在。
美國政府搞了經濟刺激，現在怎么樣？一樣是二次探底。現在美國的新房開工率已經二次探底了，房價回升后也二次探底，失業率高居不下。奧巴馬政府采取所謂凱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興奮劑，現在藥勁過了，而病人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凱恩斯主義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發燒了潑冷水，溫度低了蒸桑拿，不問體內的病灶是什么，如同江湖郎中。
《南風窗》：病灶是什么呢？
許小年：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犯了重大的錯誤，這是人們公認的。從2001年開始貨幣政策過于松寬，偏離了泰勒法則，基準利率長期保持在低位，資金太便宜，鼓勵借錢，美國的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過度負債。危機之后，美國人不得不削減負債，這就是我們講的“去杠桿化”過程。在“去杠桿化”未完成之前，財政刺激帶來的復蘇是暫時的，不可能持續，政府一旦停止燒錢，經濟就又掉下來。
《南風窗》：如果凱恩斯主義解決不了問題，為什么眼下它仍然很流行呢？
許小年：現在的情況和上世紀20~30年代的“大蕭條”非常類似，在“大蕭條”的早期，人們處于恐慌的狀態，華爾街崩盤了，能夠挽救危局的看上去只有政府。當年西方的知識分子跟今天是同樣的心態，認為市場本身存在問題，需要政府干預。有些人在悲觀絕望之余，將蘇聯視為希望和榜樣，因為計劃體制下的蘇聯經濟避免了“大蕭條”。有些人走得更遠，甚至鼓吹向納粹德國學習，因為在集權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德國經濟很快就恢復了。針對這種思潮，哈耶克寫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他警告世人，為眼前救急而放棄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危險的。德國人很快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教訓了西方各國和知識界，人們這才發現哈耶克是對的，一個不受約束的強勢政府意味著戰爭和奴役，而凱恩斯主義的危害正在于助長了政府的強勢。
今天西方也是病急亂投醫，一個現成的郎中就是凱恩斯主義。西方不少人對中國的應對政策大加贊賞，就像當年在蘇聯那里看到希望一樣，這不是荒唐可笑嗎？改革開放的中國怎么能和舊時的蘇聯相提并論呢？
《南風窗》：中國也在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救市方案，這和其他自由經濟體相比，有著怎樣的區別？所造成的影響有什么不同之處嗎？
許小年：救什么市啊？西方的房子著火了，大廈要燒塌了，只好靠政府滅火。我們的房子沒著火，金融體系基本上是健康的，沒有系統崩潰的危險，你慌什么呀？你學著美國人拼命潑水，到處撒滅火劑，干什么呀？我們的問題是經濟結構失衡，財政刺激、貨幣政策治不了結構的病，凱恩斯主義用在中國是文不對題，莫名其妙。
《南風窗》：歷史在重復。靠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結構失衡的問題也說了很多年了，危機一來好像又把這些問題拋在腦后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改變的難點在什么地方？
許小年：傳統增長模式有著深厚的制度基礎，現在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不變，增長模式就不會變，投資拉動、政府主導就不會變。轉變發展模式，必須推動改革，在經濟、政治體制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近些年，改革停頓，甚至出現倒退，打著改革的旗號，擴大和鞏固政府部門的利益，原因在哪里呢？我們陷入了改革的兩難困境——改革需要政府來推動，而改革又要觸動政府的利益。這就是難點所在。
我們的改革早期是自下而上的，安徽小崗村的農民首先發動農業改革，農村改革不是政府規劃的，而是在民間自發產生的。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看到了民間對舊體制的突破，及時地承認了民間的創造，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推廣到全國。這就是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不是以高明的領導自居，規劃這個，指導那個，而是相信民眾，相信市場，總結和推廣民間的創造。
現在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樣了，由民間啟動、取得局部性突破的機會少了，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提高了，而且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多地涉及政治體制，民間的力量就不夠了，民間推不動，要靠政府來推動。但任何體制的改變，都會觸及政府的既得利益，政府已經深深地卷入經濟，卷入市場。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經濟，那它的利益怎么辦呢？卡殼就卡在這里，政府利益這一關過不去。
《南風窗》：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失掉了？
許小年：自下而上的動力還在，但在現有體制之下，把民間和市場管得太死，不允許民間進行嘗試。這就像蛇一樣，要把身上的一層皮蛻掉，才能進入新的成長階段，但現在這層束縛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皮蛻不掉，因為它和政府的利益緊密相連。
例如我們現在城里的房價成了大問題，主要原因是樓盤供應跟不上，而樓盤供應又取決于土地供應。土地的一級市場是由政府壟斷的，要打破這個壟斷，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地價高樓價高的時候，土地進入市場，供應增加，平抑地價樓價。如果讓市場調節地價，就要把地權還給農民，改變現在名為集體實為官員所有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怎么辦？官員個人的收入怎么辦？改革動了政府的奶酪，它會主動去改嗎？
《南風窗》：有一些地方在推行農地入市和農地確權，中央也提出來同地同權同價。
許小年：要從立法上明確農民個人的產權，取消集體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現在農地入市，流通的是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解決不了問題。我在湖南做過調查，農民自發組成了合作社，他們反映，合作社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得不到銀行融資，不能用土地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因為農民只有土地經營權，沒有所有權。銀行問他們，你貸款還不了的時候，我能賣你抵押的土地嗎？如果不能賣，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為抵押品。所有權是繞不過去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以個人所有權作為基礎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動，原因就是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
《南風窗》：去年以來的擴張貨幣政策中，您認為最大的得益者是誰？國有企業甚至被認為是中央政府在此輪金融危機中宏觀調控的有力武器。目前這種貨幣投放方式是否會加強國企對壟斷利潤和低利率的依賴，這也是您所說的利益集團嗎？地方國企數量在減少，央企占有國有資本的比重在上升，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許小年：央企資產擴張得很厲害啊，從2002年的7萬億增加到2009年的21萬億，還說沒有國進民退，睜眼說瞎話。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吃得很舒服，誰還會費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賺錢，但有多少是壟斷利潤？如果放開競爭，它還能賺錢嗎？它壟斷了，別人就沒機會，這就破壞了社會公平。既沒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國家安全啦、支柱產業啦，種種為央企壟斷辯護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經營就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民企不能發展支柱產業，從根子上和源頭上歧視民企。
誰說央企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這話連凱恩斯也沒有說過，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嗎？如果調控經濟成為政府經營企業的理由，那我們就回到計劃經濟好了。樓價調不下來，是不是要把房地產業國有化？然后命令國有地產商降價？是這個邏輯嗎？國企就能執行調控的任務嗎？如果真是這樣，為什么國有地產商不但不降價，反而接連拍出地王？大蒜、綠豆漲價，是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嗎？現在的胡說和辯護已經到了不講理的地步。
《南風窗》：上半年在控制通脹的過程，我們似乎看到發改委和國務院在一再地強調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有人在囤積和炒作。
許小年：市場經濟中，定價權是企業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憑什么由發改委來管？憑什么剝奪人家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你去查查我們的《價格法》，哪一條說發改委有管農產品價格的權力？管大豆價格、大蒜價格，符合《價格法》嗎？你管這些價格，舉行過聽證會沒有？西南干旱，農民惜售，不賣糧了，你能說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嗎？你能罰他們的款嗎？現在是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不講法律程序，也不講理了。
《南風窗》：整個的宏觀調控中，我們看到一是發改委不斷地上新項目，投資拉動，又限制新項目，治理產能過剩；二是國資委不停地在進行央企的調整。這兩個部門最忙了。
許小年：計劃經濟不需要兩個部門，發改委管規劃、管價格、管投資審批，不就是過去的國家計委嗎？國資委管企業，不就是過去的國家經委嗎？計委、經委都解散了，怎么換了個名字，又回來了？這不是走回頭路又是什么呢？
經濟結構是靠市場調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從來就沒調整好結構。結構調整通過市場的擇優汰劣完成，是在市場競爭中實現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業應該發展，哪些行業不該發展，哪些企業有競爭力，哪些沒有？即使知道，它會扶持優秀的民間企業嗎？它只會扶持國家隊、“共和國長子”(國資委領導語)，也就是央企，因為央企事關國家安全和支柱產業嘛。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是政府規劃出來的嗎？城鎮民營經濟的繁榮是規劃出來的嗎？外向型企業的成長是規劃出來的嗎？大家公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是政府扶持出來的嗎？汽車行業政府重點扶持“三大三小”，現在能出口的只有兩個“偏房”，吉利和奇瑞，都是民間自己干出來的。不競爭哪來競爭力？吃壟斷飯是吃不出競爭力的。
央企進了世界500強，其實那不是500強，按資產排名，只是500大。能不大嗎？政府給了多少資源，給了多少特殊政策？中國的電信服務價格不知道比國外高多少，老百姓總是抱怨成品油價，政府定價，央企能不賺錢嗎？不讓長子賺錢，還讓誰賺錢呀？
我們現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計劃經濟，走向權貴資本主義。
《南風窗》：權貴資本主義怎么理解？
許小年：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在市場中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制的狀態是最理想的，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場上“尋租”，就是在市場上把審批權套現。如果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就會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會取消市場，沒有市場，手中的審批權就沒地方套現。權貴轉化為經濟利益，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下去很危險，這是印尼蘇哈托的路子，菲律賓馬科斯的路子，壓制民眾的權利和企業的權利，與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