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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5 作者：宏觀經濟分析師 劉濤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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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披露，全國人大財經委在提交給常委會的一份“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專題調研報告”中，提出應盡快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分配格局。
“中等收入者”這一話題在今年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4月份，溫家寶總理在《求是》雜志上撰文，表示政府將通過加大稅收調節、打破行業壟斷、取締非法收入和規范灰色收入等具體措施，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6月份，《人民日報》也連續四周發文，討論如何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和壯大中等收入人群隊伍。
就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人均GDP2000-3000美元時，通常會伴隨著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人群的顯著擴張。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的生活物質條件確實得到極大改善；但中等收入者并未大量出現。而如果中等收入者成為社會的主流，那么它將起到社會的穩定器作用，同時政府對弱勢群體的補貼負擔也相對容易。北歐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持久繁榮的。
既然中等收入者如此重要，我們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這一概念，某種程度上接近于西方國家“中產階級”的概念，但又有明顯不同——中等收入者界定的視角是收入水平，而中產階級的視角是家庭財產。根據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的權威意見，中國城鎮人口戶（按三口之家計算）均稅前收入6萬-20萬元，就是比較標準的“中等收入”；換言之，夫妻人均收入達到3萬元以上，就可以劃入中等收入人群。
此外，“中等收入者占多數”具體是怎樣一個比例也必須明確。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的設想是，“到2020年，年收入超過6萬元的中等收入家庭達到55%，其中城鎮家庭可以達到78%，農村家庭可以達到30%，有2%的家庭年收入可以達到20萬元以上�！�
要實現這一點，說難也不難，其前提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必須保持目前7%的年均增長水平。但問題是，在收入分配明顯失衡的制度環境下，這種平均意義上的增長到底有多少代表性和真實性呢？
先看城鎮方面，全國總工會的專項調查表明，2009年我國職工月均工資2152元，其中低于該標準的人數占67.2%；低于該標準50%、每月只拿1000元工資的人數占17.3%；而過去5年間未有任何工資增長的職工比例高達23.4%。顯然，一些壟斷行業的高收入人為拉高了城鎮收入增長水平。
再看農村方面，農業部的調查發現，城鄉收入差距從2008年的3.31∶1擴大到2009年的3.33∶1，同時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迄今尚未脫貧的農村人口仍高達4007萬。人們有理由質疑，既然農村人口占到整個社會的60%左右，那么我們拿什么去保證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加入中等收入人群？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了深水區，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沒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全面進行利益分配的重新調整。但這又離不開一系列堅實的制度保障。例如，要實現所謂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中的兩個重要文件就是《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和《工資條例》。
人們對《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的出臺曾寄予厚望，該法規醞釀于2004年，并在2007年至2009年間先后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卻始終處于“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尷尬境地，至今據聞仍停留在“修改階段”；無獨有偶，要求職工工資增長與CPI掛鉤、對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進行限制的《工資條例》同樣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顯然，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各方利益，是導致相關制度性保障一再難產的重要原因。
需要強調的是，上面所說的收入只是名義上的收入。因此，不能將“中等收入者”僅僅看作一個純粹的收入分配概念，它更應是生活質量的體現。近年來，由于社保和醫保體系覆蓋面過窄，加之房價和教育投入節節攀升，已令許多白領家庭不堪重負，“一套房子消滅一個中產家庭”的現象比比皆是。顯然，不解決社保、醫保和高房價這些根本的制度性問題，中國就不可能出現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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