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江寧織造府博物館館長，原南京博物院院長，江蘇收藏家協會會長
近日，馬未都的觀復博物館正面臨被拆遷的命運，這是“新中國首座民營博物館”。之前，他已三次易址。
與之同時，目前國內最大的民營博物館——江寧織造府博物館，也是命運多舛：民企投資數億，建造數年，開放日期一拖再拖，遲遲難定。
民眾和媒體的關注，讓“民營博物館”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作為民辦博物館，身份有多尷尬？運營有多艱難？該拿什么來養活自己？
不少民營博物館搞得還是不錯的，但是政府一律采取不管不問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而《文物法》中對此也是只字未提。
新京報：觀復博物館，江寧織造府，一個在北，一個在南，一個“最早”，一個“最大”，作為民營博物館同時遭遇發展瓶頸，說明什么問題？
徐湖平：在中國，民營博物館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生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著名愛國實業家張謇1905年創辦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民營博物館。但是，這幾十年中，民營博物館的發展就沒進入過政府的視野。在這種背景下，民營博物館不管出現什么問題，都不難理解，這不僅僅是個案，也是必然。
新京報：有學者指出，西方國家民營博物館占博物館總數的60%以上，而中國還不到15%。這個數據說明中國民營博物館的發展空間很大，但為何一直未能紅火起來？
徐湖平：據我觀察，原因有四。
一是政策層面不配套，比如國家博物館有一系列的政策，注冊制度、藏品登記什么的，都實行幾十年了，民營博物館什么都沒有；
二是政府層面沒重視，比如說國家有個博物館學會，里面沒有一個民營博物館的代表。國家博物館可以申報職稱、申請經費，像南京博物院的經費一年有幾千萬元，民營博物館什么都沒有；
三是心理層面不承認，總認為民營博物館是倒賣文物，借機來賣自己的東西，因為個人財力有限，不能因為民營博物館規模小，藏品少就看不起它們；
四是制度層面不完善，比如文物局能否像對待國家博物館那樣來對待民營博物館，一視同仁，該管理時去管理，該指導時去指導，該服務時去服務？
這四方面的原因，讓民營博物館根本抬不起頭來。
新京報：當前民營博物館生存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原因何在？
徐湖平：民營博物館生存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定性和定位，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立法的空白。現在不少民營博物館搞得還是不錯的，但是政府一律采取不管不問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而《文物法》中對此也是只字未提。
政府應該把民營博物館放在一個相當的位置上去，通過立法來保護它的運營與發展。
新京報：有評論歸因于“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博物館法”，需要立法嗎？
徐湖平：沒有必要專門立法，在《文物法》中修改完善就夠了，立法再多，無法執行，等于沒用。
新京報：既然民營博物館生存如此艱難，為何還有那么多人熱衷去辦？
徐湖平：首先一點，社會上有不少有識之士，他們有這方面的興趣和意識，致力于這項事業。比如馬未都。比如，南京的藝蘭齋美術館，就是私人建立，投資數億，其規模高于現江蘇省美術館，為國內最大的私人美術館。藝蘭齋董事長陸挺我認識，他對書畫非常癡迷，經過20年的收藏，明清字畫已有3000多幅。他完全靠自己辦企業來養這個美術館，尤其在經營困難時，好的字畫也不舍得賣，他經常說，經費可以找到，好的書畫很難找到。但是他的美術館也是一波三折，我曾送他八個字：“欲哭無淚，報國無門”。
更多的人充其量只是興趣愛好者，也有藏品，但財力不足，所以往往往有沖動，難持久。
當然，也不排除個別人試圖渾水摸魚，打著博物館的名義進行藏品的倒賣。
每年國家投入到博物館的經費是有限的，要么重點照顧幾個大的博物館，要么是撒胡椒粉一樣人人有份，這樣一來官辦博物館不少都是“營養不良”。
新京報：稅法有規定，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的門票收入免稅，但民營博物館從來享受不到這一條，問題出在哪？
徐湖平：剛才說了，目前民營博物館的身份尷尬，在法律上找不到保護傘，你說你是博物館，但是政府不承認；另一方面，現在民營博物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些甚至就是變相的文物商店。要知道一旦確認你是博物館，就要對藏品登記在冊向政府部門申報，不能隨意進行買賣的。所以這一塊有很多不規范之處。
新京報：這么亂，如果放手支持發展，豈不是會更亂？
徐湖平：亂不怕，有亂，治亂，才有發展。這涉及管理思路的問題，越是亂，越是要疏，而不是堵，一堵才會越亂。一旦樹立標準，從不登記到登記，就是進步，然后再根據規范進行內部梳理，逐步完善。
新京報：如果解決這四個問題，民營博物館能迎來自己的春天嗎？
徐湖平：事實上，還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國家需要有很多博物館，但是不是這些博物館都要由國家來辦呢？比如日本，國土面積是中國的1/26，人口是中國的1/13，但是它有1萬多個博物館，并且只有四個是國家級的，東京帝國博物館、京都博物館、奈良博物館，和福岡博物館。其他也有一些地市的博物館，但是數量和比例都非常低，更多的博物館是讓社會力量去辦。
我們國家是從首都到省會，從地市到縣城，全部都由國家來辦，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養這么多的官辦博物館。
新京報：國家包辦的后果是什么？
徐湖平：一方面，限制了社會力量發展博物館的空間，另一方面是，每年國家投入到博物館的經費是有限的，要么重點照顧幾個大的博物館，要么是撒胡椒粉一樣人人有份，這樣一來官辦博物館不少都是“營養不良”，影響到藝術品的收藏、保管和博物館的發展。到頭來，博物館的建設就容易流于形式，本來游客就少，現在更是雪上加霜。
新京報：據了解，全國3000多家博物館，觀復博物館是唯一沒有政府撥款、沒有企業支持也能夠收支持平的博物館。今年6月，馬未都宣布創建觀復文化基金會，把他幾十年收藏的文物全部捐出，由基金會理事會統一管理。這種“觀復模式”能否推廣？它給其他民營博物館提供了哪些經驗？
徐湖平：馬未都的運營思路是與國際接軌，這是趨勢，是對的，但中國也只有他能做到。為什么呢？他肯定有自己的獨特方法，絕不僅僅是靠賣門票、靠出書就能支持博物館正常運營的。我在博物館呆了38年，還沒聽說過哪個博物館是賺錢的，不管是國家的，還是民營的。
新京報：也包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院這些大型的國家博物館？
徐湖平：對，故宮博物院的游客是不少，門票收入是可以，但它是收支兩條線，所有收入要交給國家，同時國家每年都有專項的修繕資金用來維護，而維護的資金是遠高于門票收入的。還有上海博物院，算是辦得比較成功的，每年它的門票收入是3000多萬，而每年給它的補貼是9000萬。
從世界博物館發展情況來看，一些知名的博物館，都是在民營博物館和個人給國家捐贈的基礎上才建立起來的，之后又不斷發展壯大。
新京報：您談到，江寧織造府博物館規劃“白天這里是博物館，晚上閉館后就是高檔會所，《紅樓夢》里那么多美味佳肴，可以開發紅樓宴”。是在探索新的運營模式嗎？是否擔心輿論質疑為過度“商業化”，為什么？
徐湖平：我是有心走出一條民營博物館發展之路。核心思想不變，是弘揚民族的文明。但在具體運作方式上，我更強調運用民間的資金、民間的資源、民間的智慧來發展這個事業。
說到“商業化”，那先要搞清什么是“文化產業”，可以說無商業，不發展。像紅樓宴什么的，只是整個運作內容的一部分，比如根據書中的菜肴來做，比如發揚書中的玉石文化，昆曲文化，等等。當然，在門票方面，肯定還要保持一定的公益性，不能超出民眾普遍的心理預期。
新京報：在國外，民間博物館一般是藏家捐出藏品，由某個基金會募集資金來開辦，博物館和藏品都與原來的藏家沒有所有權關系。但中國的民營博物館仍然是誰有藏品誰辦博物館，所有權歸藏家自己。國外的經驗在中國能推行嗎？
徐湖平：這個很難說，因為國與國之間發展程度不一樣，民眾的意識覺悟也不同。在國外，慈善成為一種氛圍，比如比爾·蓋茨，他們認為作為富人回報社會天經地義，而中國的富豪階層在這方面的意識覺醒，尚需一個過程。并且，在中國，搞慈善向來都是救急不救窮，而文化建設需要長遠投入。這又需要一個過程。
新京報：國外民間博物館的現狀如何？
徐湖平：從世界博物館發展情況來看，比如一些知名的博物館，像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它們都有上百年的歷史，而它們都是在民營博物館和個人給國家捐贈的基礎上才建立起來的，之后又不斷地發展壯大。實際上，民間收藏究竟是文物，還是民俗，首先要保存下來，最后隨著時代發展會決定其流向。
國外，它們對博物館的要求很嚴的，比如在保管條件、安全措施、規章制度等方面都有明確規定。比如有些名貴的書畫作品你要警惕有人來偷，有些書畫呀、棉麻絲綢之類的，對保管條件都有要求。
新京報：政府如何扶持？
徐湖平：國外的博物館已經發展200多年了，不好一概而論，比如，我們走的是“前蘇聯模式”，保管部、研究部是分開的，而歐美的博物館多是保管者和研究者為一體，既懂得保管，又能深入研究，而這個中國目前很難做到。再比如，國外博物館展覽多把藏品與藝術相結合，懂得“化妝”，花費工夫多，效果當然好，這個我們也多沒這種精力。作為政府，就是盡可能提供完善的制度、充足的經費和合適的人才。
新京報：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例子？
徐湖平：比如我有一年到澳大利亞去，有開發商在堪培拉市中心建造一個大樓，當時這個樓樓層超高，當地政府就要求開發商拿出5000平方米，作為一個絲綢博物館的場地，使用權是99年，每年的房租只有一元錢。假如北京市政府也能如此來扶持像馬未都這樣的民營博物館發展，民營博物館想不火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