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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國信用評級機構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與國際主要評級機構的差距相對較大。目前我國債券市場發展較為滯后，需評級的債券品種較少，業務量小，即使是創年度發債規模紀錄的２００９年，全年發行的需要評級的債券
含金融債也僅為７３１只。這種情況決定了我國的信用評級行業盡管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就已經起步，但一直以來發展較為緩慢，整體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主要表現為：
其一，業務規模小，市場地位較低。據初步統計，目前，國內從事信用評級業務的法人機構共１１６家，評級專業人員共１９８３人，其經營狀況并不理想。２００９年在央行備案的８０家信用評級機構中，有３０家虧損，虧損面達到
３７．５％。除了聯合資信、中誠信國際、大公國際等少數幾個規模較大外，評級機構普遍規模較小。仍以央行監管的８０家評級機構為例，營業收入前１０名的機構收入總額占全部機構總收入的比例接近７０％，利潤前１０名的機構利潤總和占全部機構利潤的８４％。此外，目前評級機構市場地位依然較弱，在與債券發行人和其他相關中介機構的合作中，往往處于弱勢。據統計，在債券融資中，作為重要中介機構之一，評級機構評級費用約占債券總融資費用的０．４２％，所占比例很低，一般是債券發行所有中介機構中收費最低的。
其二，多重監管，市場割裂。在我國，由于不同類別的債券由不同部門監管，使得不同類別的債券評級業務的監管也分屬于不同部門，具體為：公司債券評級業務由中國證監會監管；企業債券評級業務由國家發改委監管；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金融債券和資產支持證券等銀行間債券市場評級業務由中國人民銀行監管。多重監管引發許多問題：１“各自為政、政出多門”的監管現象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監管成本，降低了監管效率。２不同部門監管標準之間的差異直接加大了評級機構適應監管的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可見，多重監管不利于我國形成完善、嚴謹和高效的評級業生態環境，既不利于監管，更不利于評級業的發展。
２．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通過控股或業務合作直接或間接地在中國評級市場具有很強的支配力量。根據國際經驗，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在占領他國評級市場時，主要做法包括：一是通過股權收購或技術合作直接或間接控制當地評級機構。二是通過它所制定的“國際標準”影響和操控別國信用評級產業。三是借助主權評級，放大信用評級機構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作用，進一步推高其在國際間的地位。四是利用別國對信用評級不完全了解、迷信外國技術以及政府的監管缺位，獲取進入別國市場的優惠待遇。在我國，“三大”同樣借助股權和業務合作，在中國的評級市場具有很強的支配力量。
在股權方面，２００６年美國評級機構開始了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全面滲透和控制。美國穆迪２００６年收購中誠信４９％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并約定７年后持股增至５１％，實現絕對控股；同年，美國控制中國香港新華財經收購上海遠東６２％股權，實現了對該機構的直接控制；２００７年，美國惠譽收購聯合資信４９％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美國標準普爾與上海新世紀已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正洽談收購事宜。這樣，目前我國五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有相當部分已經或正在被美國的主要評級機構控制。
在業務方面，２００９年穆迪和惠譽所參股的兩家國內評級機構的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３５％和２９％，合計占據了６４％的市場份額。美國評級機構借助被收購公司的分支機構，迅速將觸角伸展到全國，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在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評級市場中，２００９年穆迪參股的中誠信國際和惠譽參股的聯合資信市場占有率均處于前兩名。按期數計算，兩者累計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６４．３７％和７９．５５％；按規模計算，兩者累計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７２．２０％和７８．０９％。
３．中美兩國在信用評級市場開放上嚴重不對等。從客觀效果評價，美國在信用評級行業的開放上體現出強烈的不對等性。一方面，美國的評級機構不斷加大向其他國家的滲透，目前三大評級機構在美國以外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４６．７％。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的評級機構進入美國的難度較大。截至２０１０年初，全球近２００家評級機構中只有１０家在美獲得資質，其中包括７家美國本土公司、２家日本公司、ｌ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國機構進入美國后從未開展業務。
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收緊了對外國評級機構進入美國的審查。我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大公”依法進入美國評級市場受阻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國資委等國家相關部門的鼓勵與支持下，“大公”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啟動了美國“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申辦工作。公司歷時１７個月完成了從公司管理體制、制度體系、技術體系等各方面適合不同監管制度的國際化改造，并于２００９午１２月正式提交美國證交會。此后，“大公”接受了美國方面極為苛刻的審查，美國證交會在先后經過兩次“延期批準”之后，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做出決定，以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在美沒有辦公室和客戶、無法確定其法律框架能否適用于大公等理由，將其提交的美國“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資質申請列入拒絕程序。
與美國開放不足相反，我國評級機構實際上形成了對美國的全面開放。我國在簽署ＷＴＯ協議時，協議中沒有關于信用評級方面的條款，國家也無明確政策法規限制外國機構進入中國評級市場，在對評級機構的作用認識不夠、監管體系不順暢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國評級機構介入中國市場的程度不斷加深，目前美資參股評級機構的市場份額合計已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４．我國評級機構缺乏國際話語權，致使國家核心利益受損。我國評級機構不僅規模普遍較小，而且評級內容單一。從目前需評級債券品種發行情況來看，以金融債、企業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為主，公司債、可轉債、分離交易可轉債和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數量和規模很小。由于我國評級機構缺乏足夠充分的評級實踐，同質化競爭嚴重，而且業務范圍局限于國內市場，因此在國際評級市場上聽不到中國評級機構的聲音，缺乏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這種狀況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無法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得到正確的估值。
因為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級別被國際主要的評級機構評為較低的級別，中國的海外融資成本明顯增大。２００３年底，我國銀行業謀求海外上市之際，美國標準普爾宣布維持其１０年來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Ｂ１３Ｂ級，即“適宜投資”最低限，同時宣布，除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家政策性銀行以外，其余１３家商業銀行都不具備投資價值，此時正值中國銀行業謀求海外上市之際，標普將中國銀行業信用定為“垃圾等級”，增大了銀行上市的難度。
１．堅持適當開放策略。要把“扶持民族信用評級機構、提高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視為我國的核心利益，并納入國家戰略層面。主要措施包括：
其一，可以當前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主要機構投資者如中國人壽、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等出資，組建資本實力雄厚的新的評級機構，由評級結果的使用者出資組建評級機構也符合全球評級業反思的大趨勢，可以避免由發行者出資可能導致的道德風險。
其二，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始終堅持以民族評級機構為主開展相關業務。在現階段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中，支持由民族信用評級機構對境外人民幣主權債務工具開展信用評級。
其三，凡發行人民幣債券，必須由一家民族評級機構提供評級服務。擇機聯合亞洲幾個主要國家，成立各國參股的亞洲本土評級機構，為整合后的亞洲債券市場服務。
其四，利用對外貸款、提供援助等其他重大契機，對民族評級機構予以扶植。
其五，支持我國民族評級機構定期發布主權國家信用評級結果，逐步積累和擴大影響力。
２．客觀評估當前我國信用評級行業的開放績效和潛在風險，設定清晰的評級業準入標準。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嚴格控制外資評級機構持股中資信用評級機構比例，嚴格限制外資評級機構開展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敏感性行業的信用評級業務。
３．理順監管體系，完善相關制度，對國內評級市場進行系統的整合。主要措施包括：
其一，擴大評級市場有效需求。逐步放松債券發行和交易管制，豐富債券發行主體，加快推進債券發行利率市場化進程，尤其要加快交易所債券市場的發展，以便提升評級業務的有效需求。
其二，建立統一監管體系。在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互通和互聯的趨勢不斷加強、統一的債券市場勢必形成的背景下，應盡快改變當前多頭監管的混亂現狀，明確評級機構的歸口監管部門，實行信用評級行業的統一集中監管。
其三，建立“雙評級＋雙公開”制度。應借鑒國外評級業的經驗，對同一發行主體由國內具有相應業務資格的兩家評級機構進行評級，并同時發布評級報告和結果。對于外資評級機構參與的、不涉及國家經濟技術安全的評級業務，必須同時有一家民族評級機構出具評級報告。
其四，加強其他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建立順暢的信息溝通機制、規范從業資格許可、建立合理有效的評級質量檢驗機制等，促進和規范評級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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