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今年初，在國內貨幣供應過多壓力前提下，出現了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地方債務系統性風險問題突出、銀行資產質量面臨較大風險以及通脹預期明顯上升等情況。在此背景下，加強宏觀經濟系統性風險的管理迫在眉睫。那么，政策調控的重點領域在哪里？目前調控效果如何？就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接受了本報采訪。
問：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如何？這對下半年調控有什么影響？
夏斌：今年中國的GDP增長一季度為11.7%，二季度10.3%，增速明顯減緩。同時國內多數機構預測，三、四季度的增速還將逐季回落，四季度可能回落至9%以下。其他一些經濟指標也在掉頭下行，特別是一些經濟領先指標。經濟增速呈現“前高后低”趨勢，既受去年增長基數的影響，也是今年宏觀政策主動調整的結果。
前一段時間，國內外多數機構的預測是，全年的經濟增長仍能保持在9%—10%的區間。消費價格指數（CPI）的上漲將在三季度見頂，全年上漲介于3.1%—3.4%之間，不會出現失控狀況。
應該說，目前這種趨勢既是市場早已預料到的，也是宏觀調控政策的成果，體現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結構調整的意圖。從趨勢看，明年經濟增長形勢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將甚于今年。但從總體看，今年經濟大幅變動的可能性很小，相對而言，仍會給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機遇。
下半年的政策取向，應堅持上半年調控方向不動搖，堅持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連續性、穩定性、靈活性和針對性”的原則，同時密切關注形勢變化，在確保社會能承受的經濟增速前提下，進一步把握好調控節奏、力度，繼續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換言之，調控的方向要堅持，調控的方式要靈活。
問：金融領域的調控情況如何？
夏斌：基于去年新增貸款高達9.5萬億元，增速約31%的異常狀況，今年初央行提出全年貸款控制在7.5萬億元，增速為18.8%。此增速并不慢，貨幣政策仍是適度寬松。因為在2004年—2008年5年中，GDP呈兩位數增長，貸款平均增速才13.8%。今年GDP若為9%左右，貸款增速卻比前5年平均仍高出5個百分點。
下半年仍應堅守年初提出的7.5萬億元新增信貸目標。需要注意的新現象是，在嚴格控制貸款后，最近急速發展的“銀信合作”融資動態。截至5月底，“銀信合作”規模已達2萬億元，對此應加以監管。在30年改革開放歷史中，這方面教訓太深刻。幾次宏觀失控、經濟過熱，往往都是控制了銀行貸款，卻疏忽了非銀行貸款形成的市場融資。
針對已連續7個月的負利率狀況，應給出正利率的信號。但為防止在經濟增速下滑時一次性加息給市場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不如乘勢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允許存款利率適度上浮。
最近啟動的恢復彈性匯率調整，海內外反應較好。下半年應按有關部署，在做好相應過渡性安排后，按照官方對外說的匯率制度改革方向予以實施，進一步增加匯率的彈性。這既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的穩定發展和結構調整的逐步推進，也可從總體上減輕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壓力。
問：后危機時代如何加強對地方融資平臺的管理？
夏斌：中國經濟在去年全球范圍內率先復蘇，地方融資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據初步統計，省、地、縣各級地方政府約8000家融資平臺，約有7.7萬億元銀行貸款，相當部分由各級地方人大、政府做了“不合法”的擔保，現正在清理中。在此過程中，應當要求各級政府重新落實、追加擔保。不能追加的，銀行要停止繼續貸款。
對地方融資平臺的整頓，切忌簡單化。一定要做好實地調研，尋找到盡可能減少引起經濟震蕩的辦法，分類處置，精細操作。要看到中國政府手中有不同于危機中其他國家政府的經濟實力。可以考慮，在要求各地政府想方設法追加有效擔保的同時，調整政策，引導他們通過資產置換、債轉股、股權轉讓以及變賣政府在其他金融機構控股的股權等各種方式，妥善處置好擔保、還本、付息工作。在做到控制新開工項目的同時，對已開工的項目，盡可能不讓其資金鏈中斷。同時，對有條件的地方，按照市場規范操作，在向社會公布獨立、健全的財務信息基礎上，鼓勵發行市政項目債券，籌集建設資金。
問：如何發掘民間資本與國資在調控中的潛力？
夏斌：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最大的沖擊，是對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因此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是中國今后一個時期確保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如何在采取上述短期政策的同時，抓緊啟動相關長期性制度改革，至關重要。特別對有些已有把握出臺的制度，抓緊落實，這對解決短期問題同樣重要。
這些制度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服務行業稅率的稅制改革；涉及結構調整中城鎮化建設這一重要“抓手”的有關制度改革，其中包括進城農民工的戶籍、教育、醫療，以及中小城市服務行業投資門檻的降低等。這里要特別強調兩點：
一是國務院應該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對照新公布的鼓勵民間投資的有關政策，抓緊制定落實細則，并予以社會監督。盡快讓民間富裕的資金尋找到投資出路，既能減輕炒房資金的壓力，又可減輕地方政府投資項目資金缺口的壓力，同時也可起到替代今年可能因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而形成的投資缺口的作用。
二是應通過盤活、撬動國有資本存量，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此可采取以下兩條措施：適當提高和擴大中央、地方企業國有資產分紅的比例和范圍；在研究好中國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國有企業戰略控股原則的基礎上，除仍需保持絕對和相對控股比例的股份外，其余股份可有部署地在市場上標售、套現，集中用于加快社保體系建設，濟窮人、擴消費、促增長、穩社會。
這不僅可以減緩近期部分產能的相對過剩、幫助民間富裕資金找到投資出路，而且有利于中國在出口減少的情況下，形成國內自身消費——投資的良性循環，有助于中國經濟盡快地度過當前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痛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