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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不少無法分享改革紅利的人遷怒于市場，認為市場打發了公平，就像富人在大門口輕蔑地打發了一個乞討者。
張維迎是市場派經濟學家，近日連發數文為市場呼吁。他在《政府干預扭曲了中國企業家的能力》一文中指出，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利潤，利潤是對企業家承擔責任的回報。但是政府干預使得企業家的行為發生扭曲。企業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創新和創造利潤上，而是放在和官員搞好關系上。“因為你政府的權力干預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資源，只要你控制資源，就有人來‘搗鼓’你，有人動這個心思，這樣就使得企業家的能力、配置發生了錯誤。”
張維迎指出了一個事實：在權貴市場，權力與財富之間可以獲得交換，一些企業家以金錢借用權力，而某些政府官員以權力換取金錢。政府官員以權力換金錢不算奇聞，被雙規的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左手房產、右手上市公司，據報其家族坐擁財產20億元。
但張維迎沒有指出另一個事實：在煤老板產權的爭議之中，有不少人士對當地政府抱持同情態度，甚至連市場派的吳曉波先生都撰文認為，那是煤老板的“報應”。所謂報應說，往往是對商業倫理極度失望之后的痛極之語。
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目前所處的仍是初級市場階段，誠信并未真正成為公認準則，法律常常成為外在力量的奴仆，市場往往被權貴所左右。市場不僅受到權力的羞辱，也受到普遍失信與行賄的羞辱。
我們可以輕松地把一切歸咎于權力對市場的滲透，但這無助于改變以下事實：當民眾遭遇不公之時，他們最先呼吁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當市場遭遇瓶頸，企業主呼喚行政力量破除瓶頸。中國市場經濟因此處于兩難境地：如果權力加緊對市場滲透，權力的市場溢價就會上升，腐敗的土壤更趨肥沃；一旦實行急流勇進的私有化，大量權貴將成為資產的攫取者，如同前蘇聯產權交易過程中的不公與可怕的貧富差距。
客觀現實是，在市場化過程中，權貴攫取社會財富一直沒有終止，通過反腐進行的抗爭艱苦卓絕，只要中國市場化未獲成功，這一過程就不會停止。在不同的時期，主要矛盾有所不同：在“國進民退”的過程中，大型企業可以借助于壟斷獲得高額溢價；在“國退民進”的過程中，國資成為權貴者的錢箱。
處于如此復雜的階段，“極左”與“極右”都是可笑的——我們怎么可能不同情低收入階層對于公平的呼吁，又怎么能夠無視低效率國企對資源的浪費、對社會財富的隱性剝奪？
良知與理性會讓大部分人選擇成為堅定的改良者。
經歷過中國經濟數次變遷的吳敬璉先生對此有深刻了解。在題為《“左”“右”極端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的文章中，吳敬璉先生以《西班牙旅行筆記》提供的史料為佐證，表明西班牙19世紀末期的歷史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是：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西班牙的近代歷史表明，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的震蕩，“不走到絕路不會回頭”。
西班牙的復興是因為民族和解，因為理性的回歸。占了主導地位的右派溫和派和左派溫和派都能夠采取理性態度進行協商和博弈，為共同的利益達成妥協，使西班牙得以度過重重風波，踏上復興的道路。
同理，目前的中國，對權力自改革的幻想也好，對市場化前景的企望也罷，應落實到共同的立足點：公平的市場需要獨立的法律護航，需要公平理性的博弈平臺讓各方利益有通暢交流的渠道。只有擁有獨立的法律，才可能有社會的規則與倫理底線，官員與企業主都能在法律的約束之下行事，而擁有公平理性的博弈渠道，政府與規則代表各方利益，沉默的大多數才不至于將憤懣積攢到反社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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