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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9 作者：東航國際金融 陳東海 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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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監管一定要密切合作，大家都不能放縱金融機構，更不能相互挖墻角，同時，還要適時跟進他國有效經驗。如果能做到這些，對于防范金融機構利用監管差異進行全球套利以及防范風險累積擴散，都具有重要意義。
7月21日，美國奧巴馬總統簽署了《Dodd-Frank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使之正式成為法律。奧巴馬總統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經歷了與華爾街的斗智斗勇，終于把這個號稱是自1933年大蕭條以來最全面和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給推出來了。這個厚達2319頁的文本文件，給奧巴馬的總統職業生涯涂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個法案通過以后，社會反響較大，但是也有認為不足的地方。在個別領域，向華爾街妥協和退讓過多。比如，雖然引入了“沃爾克法則”，但是并沒有對于銀行的自營賬戶交易完全禁止，而是允許銀行用低于其第一級資本金3%的額度來進行自營賬戶交易。
對于遭受社會詬病最多、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的金融業高管的天價薪酬問題，雖然新監管法案涉及到了，但未能完美解決。新法案強調了股東對管理層薪酬的話語權，還要求薪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人士組成，允許監管機構強行中止金融機構不恰當、不謹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披露薪酬結構中所有的激勵要素。對上市公司基于錯誤財務信息發放的高管薪酬，美國證監會(SEC)擁有追索權。但是，股東也只是對管理層薪酬和“黃金降落傘”計劃象征性地擁有“不具約束力”的投票權。如果想遏制金融高管發天價年薪以自肥，從而間接掠奪社會財富和放大金融風險，新法案明顯力有不逮。
這一缺陷對于民主社會來說是正常的，因為法案要經過社會各方的反復的、公平的博弈。然而，法案的起草方之所以與議員達成了這個折中的法案，除了有民主社會的利益相關方充分博弈的合理原因之外，還有對嚴厲監管會影響美國金融業國際競爭力的考慮。在資金進出和人才流動非常方便的全球化開放社會，對于金融業的嚴格監管，確實可能成為資金和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轉移、搬遷和跳槽的動力。華爾街在與美國政府和議會進行博弈時就曾經揚言，如果對于它們的限制過多，它們就將搬遷到其他地方。與此相類似，在2009年英國傳出要對于金融業加強監管，并對其從業人員的高額獎金征收重稅的時候，倫敦金融業從業人員就以搬遷和跳槽到法蘭克福和巴黎相威脅。
一些金融大鱷動輒以搬遷和跳槽相威脅、以“人才”自傲等來要挾社會，從而達到自肥的目的，長期以來讓各國金融監管當局感到無奈，要挾之舉因此頻頻得逞。但是這些金融機構和高管之所以能夠達到目的，也有各國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自私和放縱的原因存在。一些經濟體出于取得國際金融中心或者是地區金融中心地位方面的考慮，往往以放松監管條件作為金融業開放和取得核心競爭力的手段。這種動機雖然可以在國際金融業的大蛋糕中多切到一份，讓其他經濟體的金融監管當局因此而投鼠忌器，但是，這樣做放大了全世界的金融風險，最終也讓自己被綁架，并積累自身的風險。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求全球各經濟體的監管當局不以放松監管作為競爭力來發展金融業，并且要密切進行國際金融監管的合作，在政策和法律上協調立場。其次，要堅持適度監管的理念，不以一些金融機構及其高管的搬遷與跳槽威脅為意。最后，在鼓勵金融業發展的過程中，不搞相互挖墻角的事情，從而不為那些只追求暴利自肥的機構及其高管所利用。
在合作方面，全球尚有許多路要走。在6月底的G20集團多倫多峰會上，在征收銀行稅方面，全球各經濟體就因分歧過大而毫無作為。之前全球也在對于金融業高管的天價薪酬問題上，遲遲不能就政策形成共識。不過現在對于金融業的監管理念和行為方面，英國和歐盟逐漸走在了全球的前面，各經濟體未來需要逐漸向其靠攏。2009年12月，英國宣布將對于金融業從業人員的高額獎金征稅，就遭到了英國本土和外資金融機構搬遷的威脅，但是英國金融監管當局最終不為所動。相反在2010年6月，英國政府如期收到了約25億英鎊的銀行獎金稅，而其中大約20億美元來自于美國的一些大銀行。歐盟隨后跟進，7月7日以絕對優勢通過相關議案，規定其成員國金融機構獎金發放的標準：現金比例不能超過30%，有40%-60%的獎金必須分3-5年發放，當期發放的獎金內最起碼有50%是采用股票或其他同銀行業績掛鉤的形式。有評論認為，歐盟的這項獎金法案，是迄今為止最嚴厲的。
因此，全球金融監管一定要密切合作，大家都不能放縱金融機構，更不能相互挖墻角，同時，還要適時跟進他國有效經驗。如果能做到這些，那么對于防范金融機構利用監管差異進行全球套利以及防范風險累積擴散，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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