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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每年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在2億左右，連帶的農村富余人口接近3億—5億，但是這3億—5億農村富余人口的就業、居住目前都處于一種不穩定的“鐘擺”狀態。他們工作是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或省內的中心城市，但真正的家和住宅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戶籍所在地。每年春節，他們一般會回到家鄉過年，與親人團聚，過完年則會繼續外出尋工、打工。這種“鐘擺”式的就業方式，已經持續了20多年。
20多年的事實表明，我國幾乎所有的一線大城市都沒有解決農民工及其連帶家庭的居民化、城市化問題。這是導致農民工“鐘擺”就業的主要原因。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中國目前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是由大城市主導，遍布全國的30多個一線大城市控制了國家財政、土地、礦產等主要資源的分配、建設計劃，從而形成了有利于大城市建設的“梯級財政”、“梯級建設”格局，大城市由此成為經濟最發達、就業機會釋放最多的地區。但在對待“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態度上，它們幾乎一致地采取了“雙重標準”:即竭力推進大城市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是拒絕農民工的“城市化”。農民工進城必須服從城市利益主導的“工業化”和GDP的競爭游戲，在二者的利益一致時，會出現暫時的“帕累托”現象，但在二者沖突時，農民工的權益往往會被城市利益集團果斷地犧牲和排斥掉。具體表現就是在農民工“城市化”問題上，這些大城市通過推行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就業政策、薪酬政策、保險政策、福利政策等以減少城市分“蛋糕”的分母人數，維護既得利益，并以此降低勞工成本、吸引外資。這種最典型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集中表現了中國大城市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與外來的農民工利益和國家城市化趨勢尖銳的對立關系。這就是中國目前在城市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大城市困境”。
“大城市困境”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三農”問題都陷入持久的僵局。這是目前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難點。重慶的“戶籍改革”給“大城市困境”解決帶來了希望。
2010年7月12日，重慶市政府審議通過了《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及《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目標是在2020年將全市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從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這意味著有近1000萬農村人口將轉為城市居民。其實，這一力度非凡、勇氣非凡的戶籍制度改革僅僅是重慶“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或一個步驟。在2010年初，重慶就先啟動了“公租房”建設，這在全國也是一個“城市化”的創舉。未來若干年，重慶將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主要針對三類人群:一是城市居民中的中低收入群體；二是到城市打工且有穩定收入的農民工；三是剛畢業在重慶工作、暫時買不起房的大學生。因此，在重慶，連續工作多年的農民工將完全有機會實現“城市化”，轉變為無差別的重慶市民。
實打實的重慶“城市化”模式能夠戰勝狹隘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直面農民工“城市化”這一世紀難題。而且從長遠看，重慶的做法是相當文明和有遠見的。未來的重慶不僅不會背上沉重的農民工“城市化”的包袱，而且還可以因此長期獲得巨大的發展機會。
這樣的發展機會表現在:一是展現并樹立了城市文明最基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這是城市發展的精神基礎。二是消除城市化的戶籍壁壘，將明顯有助于城市發展的和諧、穩定。很多大城市，社會治安惡化，民間戾氣深重，社會秩序完全靠增強警力、武力來維持，這正是錯誤、狹隘的“富人城市化”政策種下的苦果。三是10年間1000萬以上農民工的城市化，將激發巨大的市場消費，并帶動重慶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服務業的大發展。因此，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將啟動一個龐大的經濟增長新引擎。四是農民工順利“城市化”，將為“三農”問題的迎刃而解創造條件。農業的規模經營、農民收入、新農村建設等難題，在農民數量減少以后，都不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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