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積累了日漸尖銳的矛盾。隨著這些矛盾的逐漸顯露，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與發展機制都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經濟在長達30多年的增長中，始終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內需拉動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投資拉動一直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驅動力。在“政績GDP”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下，過度依靠投資拉動的結果就必然是不斷累積的重復建設與產能過剩，經濟無效增長的部分占整個增長中的比重不斷擴大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
二是，由于市場化改革出現了明顯的延緩趨勢，因此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運行機制與經濟發展模式始終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來，相反，國進民退的現象卻日益突出，社會資源越來越大規模地向政府手里集中，行政配置資源的特征愈加明顯，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在不斷弱化，除了依靠日復一日的宏觀調控外，靠市場自身來解決經濟問題的環境與機制都基本缺失。
三是，中國經濟在資源配置上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差別越來越明顯�，F代市場經濟中的資源配置，其主渠道與主機制都是資本市場，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資源配置的主角都是股市而不是銀行，而中國經濟在最近10年的發展中，卻大大強化了銀行功能并同時弱化了市場功能，股市在相當大程度上成了“圈錢”的工具，其本身與生俱來的資源配置機制與資源配置功能都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使得資本市場在運行中缺乏應有的功能與效率。到今年一月份，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已經達到了80.5萬億元，相當于目前滬深股市總市值的4.33倍。銀行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銀行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表明我們的資源配置機制離現代市場經濟正越來越遠，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任務都同樣任重道遠。
在一個體制、機制與運行模式都發生不同程度變形的環境下來調整經濟結構，其難度與復雜程度都會遠遠地高出人們的想象。在我看來，中國經濟要有效地完成結構轉型，必須跨越五座山。
第一座山是棄速度
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是速度第一質量第二，當速度與效率發生矛盾時，我們都往往是優先考慮速度。在這方面，去年就最為典型。在2008年底，中國經濟中的深層次矛盾就已經開始顯露，結構性矛盾也已經相當突出。但由于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中國政府為防止中國經濟的急劇下滑，推出了大規模的救市計劃，這個救市計劃當時對于穩定中國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其中有大量救市資金流向了本來就應該淘汰的過剩產能與企業，這就使本來已經十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更加嚴重。今年以來，我們開始把調結構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但當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我們的宏觀調控又開始變得舉棋不定，不但調結構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動搖，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重蹈去年覆轍的征兆。如果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不能有效地越過“保增長”這座山，那么調整經濟結構的目標就不但會落空，經濟轉型的任務也很難有效推進并順利實現。時間拖得越久，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對經濟的轉型就越不利，經濟的長遠發展就會越困難。
第二座山是轉理念
經濟增長到底是為了什么？這個似乎早就解決了的問題有必要重新研究。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的轉型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而且是發展理念、發展機制、發展方式與發展動力的全面轉換。經濟的發展不能以GDP作為主要衡量指標，而必須把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幸福指數的提高作為目標。比如去年為了實現“保8”而把大量的信貸資金投入了房地產市場，不但催生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而且也大大激化了本來就十分嚴重的社會矛盾。如果經濟增長的結果是人民群眾連房子都買不起，并且以犧牲整整一代人為代價———大多數的80后和90后都既付不出首付又付不起月供因此連“房奴”都當不起而只能做“蝸奴”，那么這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就不能說是成功的。經濟轉型并不只是要扶植幾個企業與幾個產業，而是發展機制、發展方式與發展動力的全面轉換。現代經濟體制與傳統經濟體制的最主要區別就在于：傳統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是靠行政權力撥動的，現代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則是涌動的。沒有市場的全面發育、沒有競爭的充分展開、沒有殘酷的優勝劣汰，不但產業的升級換代難以形成，而且新的經濟增長點也難以在競爭中產生與擴散，這就會使經濟轉型缺乏應有的機制與動力，轉型的時間就會被大大拖延，轉型的難度也會成倍增加。
第三座山是創機制
結構轉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的發展中轉型。發展中轉型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一個完善的市場和充分的競爭，并通過競爭的優勝劣汰來淘汰落后產能并發展先進產能，這種轉型方式雖然殘酷但社會的代價最小，經濟的波動也最小。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國有壟斷加行政控制的市場經濟，因此中國的經濟轉型要想在發展中完成，其可能性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另一種是在危機中轉型。危機中轉型的社會成本最高，經濟的代價最大，但在整個經濟的全面轉型已經刻不容緩并且通過發展轉型已無可能的時候，危機中轉型就是不得不接受的方式和途徑。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只能解決總量問題而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結構問題的解決必須主要靠市場機制與市場競爭來實現。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在危機中轉型的重大機遇，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沒有有效抓住這樣的機遇，而且還加重了本來已經十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使得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路變得更加艱難，包袱也更加沉重。今年的宏觀調控把調結構作為主題和主線，這本來是要矯正過去的決策失誤，但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全球經濟面臨二次探底的危險出現之后，我們的宏觀政策又變得舉棋不定。可以說，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在走鋼絲，不在別人的危機中調結構，就只能在自己的危機中調結構。在流動性已經泛濫成災的嚴峻形勢下，再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會招來“滯漲”的重大隱患，甚至可能給經濟帶來嚴重危機。
第四座山是調收入
結構調整的目的是為了保持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而這種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又都是為了增加人民群眾的勞動收入與財產收入。因此，經濟結構的轉型必然伴隨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沒有收入分配結構的全面調整，結構轉型也將很難獲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次的結構轉型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變革，正因為其意義如此重大，因此其難度也會無比之高，甚至會遇到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阻擊與反抗。國進民退的現象必須改變，國有企業壟斷國家主要資源的局面必須調整，資本市場單純“圈錢”不講回報的“造富機制”必須拋棄，整個社會的合理與有效的分配機制應該在轉型的過程中不斷地加以調整和完善。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已經發展到了臨界點，再分化下去就將釀成大患。在結構轉型的所有方面，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可能最為復雜也最難實現，但這是一個關乎子孫萬代的宏偉基業，在這方面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有絲毫的松懈與怠慢。
第五座山是變環境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應該在一個共同的、公平的環境下展開競爭，否則，民營企業就永遠也無法與國有企業競爭，中小企業也就永遠也無法做大做強�，F階段中國經濟的最主要問題是國有壟斷，這種壟斷既妨礙了競爭也降低了效率。國有企業不僅壟斷了資源，而且還壟斷了上游產品的價格；更為重要的是，國有企業還壟斷了金融機構配置的絕大部分金融資產。無論貨幣政策緊還是松，國有企業都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銀行貸款，而中小企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大都既是民營企業又是中小企業，因而都很難得到必要的信貸支持，這也是最近幾年第三產業遲遲得不到較快發展的主要根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調整經濟結構與其說是調整經濟發展方式，不如說是調整經濟體制模式，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市場體制、市場機制與市場環境，以便讓所有企業都能夠在這樣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環境中展開充分和有效的競爭。
五座大山就是五道門檻，每一座高山的跨越都會充滿艱難和坎坷。在這個過程中，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和新興產業群的建立必須給予格外關注，不如此，即使解決了中國經濟結構扭曲和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與發展后勁的問題也仍然難以解決。這既是中國經濟新征程的開端，也是全新經濟增長模式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曲折和陣痛，但卻代表著中國經濟的方向、希望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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