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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6 作者：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研究人士 傅勇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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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筆者之前曾提出，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上表現出的諸多失衡，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經濟“成長的煩惱”，很多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都出現過類似特征。因而，不應對這些失衡過分悲觀。
對中國經濟模式擔憂和困惑的另一個根源是，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強勢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與經濟學的基本信念相左。現在看起來，如果僅從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并認為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結構性矛盾會逐步得到緩解，似乎稍嫌樂觀了。
最近幾年，筆者一直嘗試從中國式分權的視角來解讀中國的增長模式和宏觀現象。分權是指，在經濟治理和公共決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擁有相應的權利。對于規模較大的國家或地區來說，分權治理勢在必行，是個世界現象。但與那些聯邦制的國家不同，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經濟分權的同時，在政治上對地方保持了罕見的強勢。經濟分權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國式分權的主要內涵。并且，有大量證據顯示，在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評價體系中，經濟增長、稅收、基礎設施建設等相對硬性的指標，占了相當大的權重。這就塑造了中國的地方政府特別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特質。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許多地方事務上擁有自主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被中央調動起來，并主要集中于經濟增長上。這可以解釋諸如高投資、招商引資競爭、高房價、環境問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以及經濟過熱等很多結構性問題。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強勢政府也會推動市場體制的建立。比如，中國的許多城市在“經營”中快速發展，地方政府巧妙地組合了資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動中國城市和基礎設施出現日新月異的變化。從這個角度說，在正面評價強勢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中作用的同時，并沒有排斥市場的力量。中國政府的成功之處在于，強勢政府主要不是去遏制市場，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場。小政府是中國香港繁榮的基礎，但強勢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錯的表現。張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場作用的，但他對中國地方政府的作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縣級層面上的競爭是解開中國增長之謎的鑰匙。
中國式財政體制的核心內涵，是經濟分權與垂直的政治治理體制的緊密結合。文獻上，錢穎一等學者是較早提出“中國式分權”概念的學者。在他們眼里，中國式分權主要是指中國分散化的財政體制。后來，布蘭查德等經濟學家將中國的政治集中和經濟分權結合在一起，強調了中國與俄羅斯等國政治體制的不同激勵。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中國式分權是中國經濟改革先行這樣漸進道路的表征，針對漸進模式的利弊討論，為我們打量中國式分權的全景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
經濟分權最重要的積極意義在于，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向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了經濟發展的激勵。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中國農村和農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激勵問題的話，城市和非農業人口的激勵，則是和對地方政府的放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七十年代的放權讓利到八十年代的分灶吃飯，再到九十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僅始終是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要點，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分散的財政體制下，由于要素流動下的財政競爭增加了政府援助國有企業的機會成本，地方政府不再有激勵向經營績效不佳的國有企業提供援助。
經濟分權還不足以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部激勵。有關中國式分權的研究，習慣于將中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俄羅斯的分權績效比較。然而，多數情況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如美國），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玻利維亞），抑或是轉軌國家（如俄羅斯），與財政分權相伴隨的是政治上的聯邦主義；而中國卻是實行垂直的政治管理體制。有學者指出，俄羅斯的中央政府缺乏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動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在中國，中央政府有足夠的能量來獎懲地方，因而這套體制能夠對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給出合理解釋。
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熱情舉世無雙，這一熱情也成功拉動中國經濟率先從危機中復蘇，甚至推動宏觀經濟在2010年一季度出現過熱傾向。而危機之中的美國地方政府則是拖累經濟復蘇的負累。聯邦政府的刺激方案中的相當大比重，是用于對州政府的轉移支付，以阻止州政府削減開支，減少雇員。
地方政府顯然深信，通過投資，哪怕上馬效益不那么理想的項目，也是拉動地方經濟的最有效途徑。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大量的基礎設施最終擁有了越來越高的利用率。按照凱恩斯的推論，即便是浪費式的投資活動，也能通過乘數效應作用于經濟增長。因為諸如勞動力甚至資本也是過剩的，政府的投資不會帶來明顯的擠出效應，物價也能保持相對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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