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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4 作者：知名市場評論人 黃湘源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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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證券發行的信息披露，是一種強制性信息披露。而將信息披露作為一項法律責任，落實到信息源的發布人而不是監管者或審核人的身上，正是“信息披露為本”的要義之所在。
當然，對于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究竟該以發布人法律責任為本還是審核把關為本，歷來是有爭論的。原美國證管會主席、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達30多年之久、被公認為對早期美國聯邦證券法的建立與執行有最大影響的威廉·道格拉斯教授說過：“那些需要得到投資指引的人從注冊登記的公開文件里所包含的資產負債表、重要合同或其他各種數據中根本看不出所以然來。”道氏指出，僅僅依靠信息披露的不足還表現在：經注冊并公開披露的信息對于市場的有用性，在其公布后不久，便由于各種各樣正、反面的因素而大打折扣。道氏的這一說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對于主張政府應對到資本市場上籌資的公司進行實質性審查的觀點有著很大影響。
我國證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規范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近年來，特別是創業板推出以來，又屢屢出現發行人信息披露失真不實的情形。究竟是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不管用，還是我們的市場不那么成熟，越來越離不開嚴格的審核把關或監管？
盡管相對獨立的發行審核委員會已將發行審批的權力從純粹的行政行為變成了一種在表面上更具市場性或中立性的技術行為，但是，實質性審查的權力仍然是證券市場管理層握在手中的一把“利劍”。最近透露出來的2009年未通過創業板發審企業情況分析報告顯示，一個企業能不能上市，不僅取決于證監會上市審核規定所關注傾向的變化，而且也取決于發行人包括相關投行保薦人等對政策思路變化的把握和適應。大致可以說，2007年監管層十分關心企業的歷史沿革、法律框架，2008年關注主體資格的合法性，
2009年IPO重啟后更關心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成長性，尤其是創業板。深交所還編制了一本沒有公開對外發行的上市輔導書，總結了衡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41項指標，涉及創新投入、研發、生產、營銷、管理等多個方面。其中，目前主要被關注的有持續盈利能力、市場占有率等指標。據說，通過分析這些指標，能從每年的變化中看出未來的成長性。不過，由于參與審核的委員專業知識不同，關注的程度也不盡相同，誰能保證他們各自的打分都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對企業成長性的評價？
一份叫做排名榜的非強制披露信息就這樣進入了創業板和中小板企業的招股說明書。這種號稱權威的市場排名，不過是些以收費服務為生的咨詢機構為付費企業量身訂制的市場研究報告，卻常常被作為申請創業板上市報告中的重要引證資料，其中不無可疑地存在諸多明顯錯漏。而咨詢評級的失范，并非孤立的個別現象。證監會有官員就明確表示：目前一些咨詢報告的統計數據嚴重失實，完全脫離了行業實際情況，沒有保持咨詢機構應該有的中立性、客觀性，喪失了職業道德。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不久前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表講話稱，監管工具應當簡單有效，不應過于追求復雜而不管用的模型，不應該過多地依賴和迷信外部的評級。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也強調必須建立市場化監管機制。盡管公司法和證券法的相關條款可能被解釋為對實質性審查制度的強制性要求，但這并不排除在現有機制下將審查權下放或使其中立化的可能性。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就其本意來說，不僅是對非強制性信息披露而言，更重要的也是相對于過度強化的實質性審查制度而言。筆者以為，隨著強制性信息披露的規范健全，以“信息披露為本”，作為一種法律責任落實到信息源的發布人身上，將有希望成為一種誠信的標志而成為信息發布人的自覺行動。一切不誠信的失真不實信息披露，非但將受到企業自律的約束，而且也將受到市場的約束，法律的約束。換言之，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本身也就是市場不再需要有政府對證券的發行、交易進行實質性審查和批準的理由。
當然，在審核制過渡到注冊制之前，證券發行市場還離不開審慎的審核把關；而在嚴把準入關的同時，強化信息披露監管，切實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因“信披”不實、不規范和不及時而導致市場投資風險的有效保障。信息披露質量和信用的維系，要靠道德約束與法律規范兩種機制。當信息披露失信行為較為嚴重時，單純的道德約束往往顯得蒼白無力，必不可少的只能是法律的規范，而過度擴大和依賴實質性審核的作用只能是適得其反。國外的經驗表明，嚴厲的刑法責任和民事責任，才是提高信息失真信息不實和信息欺詐的違法成本，切實維護資本市場秩序，捍衛公開、公正、公平原則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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