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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4 作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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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業評級機構大公國際日前發布了對50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報告，這是除三大國際評級巨頭美國的穆迪、標普和惠譽之外，非發達國家評級機構的首次嘗試。它和最近在推進..
我國專業評級機構大公國際日前發布了對50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報告，這是除三大國際評級巨頭美國的穆迪、標普和惠譽之外，非發達國家評級機構的首次嘗試。它和最近在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一樣，標志著我國正在嘗試打開爭奪世界“金融主導權”的新局面。
首先，今天，全球開始質疑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的“積極作用”——引發這場全球金融大海嘯。它讓我們看到，很多它評估的高質量的金融衍生產品，在這場危機中都變得一錢不值，尤其是對海外投資者而言，由于對它們權威性的充分信任，結果造成了自己辛苦打拼下來的寶貴財富大打折扣或化為烏有。今天，我們開始打造自己的信用評級公司，目的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給我們財富管理造成的麻煩。
其次，我們也注意到，當希臘歐債問題暴露，歐洲政府正在極力尋找挽救希臘等國債務問題，以防止問題蔓延到整個歐元區的時候，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卻火上加油，一再地調低希臘的國家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導致了這些問題國家的融資成本急劇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場的融資能力。這事實上幫助美國對沖基金完成了“做空”歐元、牟取無風險暴利的投機行為。可以這樣說，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的行為，再次暴露出它們信用評級“時機”把握上的肆意性和不恰當性等嚴重缺陷——美國自身信用評級過高，而對歐債信用危機國家信用評級卻過低——這是一種“內外有別”的評級。所以，我們今天自己信用評級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評級的客觀性和可控性，從而能夠提高整個金融體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動沖擊的能力。
第三，今天連美國前任財長保爾森自己都承認，美國信用評級體系的缺陷和監管制度的落后（具體內容可參考由他本人所寫的回憶錄《峭壁邊緣》）。造成這種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這個體系存在壟斷，沒有競爭。如果今天中國信用評級公司能夠打破壟斷，那么，信用評級公司就會不斷改善自己的信用評級方式，就會不斷地去探索金融創新過程中所帶來的全新的風險特征，從而做出符合新產品風險特征的、準確的信用評級結果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公國際的“聲音”不僅是在捍衛中國經濟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動全球信用評級市場的效率改善和質量提高的優化過程，從而有利于世界經濟今后健康平穩向前發展。
但也不可否認，要在全球信用評級市場上爭奪到中國自己的金融話語權，而不是簡單的“自娛自樂”，我們所要面臨的挑戰會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如果我們能夠選擇恰當的時機，做出準確的信用評級判斷，那么，事后準確度高的“輝煌業績”將會漸漸被市場所關注，所接受。其次是“市場”建設。如果隨著中國金融業的開放度提高，中國“輸出”自己的信用評級體系就會越來越方便，世界關注中國信用評級報告的機構就會越來越多，中國信用評級的話語權就會隨著中國經濟的強盛和金融體系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強。最后就是“方式”創新。如果中國未來受過規范訓練的金融人才越來越多，中國的信用評級機制能夠容納百川，取其精華，舍其糟粕，那么，中國信用評級制度的科學性、客觀性和準確性就會在世界舞臺上占據重要一席。
總之，我們今天在努力打造人民幣在世界財富創造和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在尋找原創和管理財富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標準”在國際市場上的重要性。光有自主創新所形成的“獨到技術”還遠遠不夠，光想通過人民幣的國際化來管理世界的財富也有些好高騖遠，關鍵還是要看一個民族靠什么方式來獲取財富。事實上，確立“標準”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有了制定標準的能力，才有可能將技術轉變為財富，有了制定標準的能力，才容易得到管理財富所需要的貨幣主導權。而今天信用評級恰恰就是一種金融業務運行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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