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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可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支付能力。特別是具有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是現階段一般消費增長的最基本推動力。
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完善相應機制。應對中小企業實施減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偏緊的勞動力就業市場提升工資水平；加大國企向政府分紅的比重；壟斷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使壟斷收入公平地分配到各經濟主體。
收入分配機制改革對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分享式發展、改變二元式經濟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刻不容緩的以消費增長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支付能力。特別是具有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是現階段一般消費增長的最基本推動力。這對于中國走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
強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場化機制
近期一些企業加薪與兩個因素有關：改革開放多年來勞動生產率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為相對勞動力過剩，工資沒有隨著勞動生產率提升而同比上漲。第二代農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們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大大超過其父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的培訓成本已經由社會支付了，所以企業應該把這部分減少的成本作為工資，支付給已經具備更高素質的新一代勞工。
工資上漲采取如此補償方式說明一次收入分配機制到了改革的時候。一次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資的提升。工資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場化的機制需要在兩方面下工夫。
通過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決定工資水平。如果我們大力發展最能吸納就業的中小企業，創造一個勞動力偏緊的市場，供求的缺口自然就會通過工資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務企業的發展不論是創新型服務還是一般性服務，應該有巨大的空間。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完全可以成為一次收入分配市場化形成機制的基礎 。
二次收入分配：減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對低收入群體進行適當補貼，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減少老百姓相應的支出，對居民收入是實質性增加。
當前對收入增加最有幫助的財政轉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鎮化的力度。加快推進城鎮化，創造更多城鎮就業機會，就有更多的農民變成居民，就有更多農民收入變成居民的收入。去年城鎮人均收入超過萬元，雖然農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兩者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國人口達到14億，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也就是未來5年應該有近兩億農村人口要變成城鎮居民。這意味著這兩億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將增長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體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加大保障體系的投入，從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過4%，雇主承擔的社保支出從占GDP的2.5%上升至6%以上，居民儲蓄發生很大的變化，從24%下降至15%左右。儲蓄的下降是因為保障體系的完善為將來的生活埋單，未來生活的安全感增強，不用通過現在的高儲蓄為未來的支出做準備，儲蓄的動力就下降了。儲蓄下降帶來支付能力的增加，當期消費就增加了增長的內生動力。
如果能夠切實按照我國新的保障體系的低水平高覆蓋的方向，隨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斷在社保領域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為將來生活保障的儲蓄減少，老百姓的實際可支配收入也會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個重要部分。去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過100%。如果一般收入群體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費，而且在收入增長遠遠跟不上房價上漲的態勢下，人們一定要減少當期的其他消費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費支出都是以數十年計算的，也就意味著消費支付能力要被鎖定數十年。高房價無疑打壓了消費增長的空間。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減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釋放出巨大的當期消費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機制
研究顯示，中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今年財政收入可能達到8萬億和去年GDP34萬億匡算，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約24%左右；企業收入占到30%。
這種分配比重顯然不利于中國從投資為主向消費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型，因為居民的消費增長缺乏基本的內生推動力，而這恰恰是實現消費增長為主的增長方式轉變最基本的因素。
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過60%左右，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顯然,中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應機制。首先，應對中小企業實施減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偏緊的勞動力就業市場提升工資水平。
其次，加大國企向政府分紅的比重。國企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大規模虧損到90年中后期實現收入增長，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國企在扭虧為盈后理當向政府分紅，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領域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應是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中的重點之一。
第三，壟斷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使壟斷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經濟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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