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及隨后演化而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令世界經濟遭遇數十年來最大"寒流"。金融風暴肆虐全球，國際金融體系的諸多弊端暴露無遺。進入2010年，也是危機后的第一年，在這個被稱為“后危機時代”的時期，世界經濟真的會“冬去春來”？對于今年的中國經濟，特別是對于中國國內的企業來說，金融危機的成本代價到底有多大？中國銀行業又將面臨著哪些難題，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是不是會發生變化？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網專訪了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王麗麗女士。
中國網：全球金融危機過后，對當前經濟形勢，很多人會用“后危機時代”來表述。您對“后危機時代”是如何理解的？它具備哪些經濟特征？
王麗麗：“后危機時代”主要是指金融危機已相對緩和但危機的深遠影響尚未徹底消除的特定階段。從“后危機時代”的內涵來看：一方面，金融海嘯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已幫助全球主要經濟體走出衰退陰影、步入全面復蘇，全球金融體系重回平穩軌道，國際銀行業渡過生存性危機并進入新的增長階段。另一方面，金融風險并未徹底出清，特別是主權債務風險仍在持續蔓延和升級，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脆弱，金融體系仍面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總的來講，“后危機時代”是一個相對緩和和未知動蕩并存的時代。
我認為，“后危機時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全球經濟將經歷一個“再平衡”的過程。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本次危機的深層次根源之一，“再平衡”過程有助于解決危機的根源問題，促進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再平衡”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增長模式的調整。發達經濟體將逐步改變高負債下的過度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而新興市場經濟體則逐步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二是市場份額的調整，新興市場不僅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斷增加并超越了發達經濟體，而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亦大幅提升（2008年達到60％左右），日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第二，金融體系將經歷一個“去杠桿化”的過程。金融體系的高杠桿化率助推了危機前資產泡沫的不斷積聚，并在泡沫破滅后顯著放大了金融風險。在后危機時代，金融機構趨向于降低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更多地回歸傳統業務，以實現穩健經營。“去杠桿化”過程將導致全球流動性由過剩轉向收縮。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甚至陷入衰退，部分發達經濟體在全球貿易中過于強調自身經濟利益而不是互惠互利，促使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全球貿易將會因此受到巨大沖擊，世界經濟復蘇亦會面臨不利影響。
第四，金融監管強化成為大勢所趨。各界在對本次金融危機的制度性根源進行反思時認識到，金融監管的疏漏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負有較大責任。從后危機時代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動向來看，盡管利益各方仍在不斷地協調和博弈，但金融監管強化已經是大勢所趨，這必將給全球金融業帶來深遠的影響和改變。
第五，低碳或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和技術創新有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前的全球經濟復蘇基礎仍不穩固，因此，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危機后紛紛致力于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新的核心競爭力，以推動自身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并在全球競爭格局中取得先機。新科技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有望取得突破性進展，并將通過提高全球范圍內的全要素生產力為復蘇提供動力。
中國網：后危機時代，是不是意味著世界經濟的危機很快就要過去，世界經濟真的“冬去春來”？或者還需要多長的過渡期，真正復蘇的最大不確定因素是什么？
王麗麗：我個人認為，后危機時代到來并不意味著世界經濟將立刻進入一個快速增長的繁榮時期，全球經濟復蘇將是緩慢、曲折和差異性的過程：歷史實證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僅局限于短期，IMF的研究表明，就大部分經濟體而言，危機過去七年后的產出水平依然低于危機前10%左右。
深層次看，危機對產出水平的不利影響則源自信貸緊縮對長期資本要素的抑制作用和創新速度放緩對全要素生產力的抑制作用。2009年下半年至今的全球經濟反彈主要歸因于刺激政策滯后效應的全面顯現，美國的消費、歐洲和日本的出口均離危機前的水平有較大差距，而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也尚未帶來強勁的內生增長動力，鑒于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且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應將從高峰逐漸回落，后危機時代伊始的全球經濟增長將較為緩慢。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主權債務風險上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復蘇速度不一致導致各國政策調整不同步、局部地區資產價格增長過快、金融監管可能由“不足”轉向“過度”等。其中，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度擴散和持續升級成為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伴隨著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近期演化，全球金融風險的結構更趨復雜；全球恐慌情緒迅速積聚，資產價格大幅下降，全球股市普遍縮水；在次貸危機的剩余影響尚未完全顯現的背景下，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又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海外資產質量下降的潛在風險。
短期內，由于傳導時滯的存在，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整體影響尚不明顯，歐洲經濟的復蘇基調沒有改變。長期內，主權債務危機將使希臘停留在衰退階段；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長期經濟增長可能也將受到明顯的拖累；如果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與財政鞏固計劃有效協調，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將大幅加大。
中國網：在當前這個時期，各國政府為經濟救助措施支付的成本代價正在顯現。對于今年的中國經濟，特別是對于中國國內的企業來說，這種成本的代價有多大？您會有哪些建議送給那些仍未走出危機影響的企業？
王麗麗：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各國政府為經濟救助措施支付的成本代價正在顯現。這種成本代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引發的高額財政赤字使主權債務風險凸現。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為了救助危機和刺激經濟增長，全球各經濟體加大了舉債力度，導致相當部分經濟體債務負擔過重，財政赤字問題日益凸顯，違約風險由微觀個體向宏觀主權轉變的趨勢開始出現。
二是超寬松貨幣政策加大了通脹風險和局部地區的資產價格泡沫。在危機惡化期間，市場流動性急劇收縮，全球主要央行實施了包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內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向全球金融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增大了資產泡沫和通脹風險。
三是市場信心過度依賴政策支持，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和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目前全球經濟復蘇對政策支持的依賴程度仍然較大，市場信心的穩定性相對較差。一旦政策退出信號有所加強，市場又可能迅速出現悲觀情緒，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對實體經濟復蘇也會產生較大影響。
從中國情況來看，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及時出臺了包括4萬億投資計劃在內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隨著政策的逐步落實到位，中國經濟成功避免了危機的沖擊，率先回升向好，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之一。但也應看到，這種非常規的刺激政策也使得經濟運行中累積了一些負面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私人需求的回升力度弱于公共需求。一是民間投資回升力度仍顯不足。2009年投資高增長主要源于政府主導力量，全年國有投資增長持續快于非國有投資。進入2010年以來民間投資狀況有所改觀，下一階段民間投資可望逐步接力政府主導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二是居民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近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總體呈下滑趨勢，近兩年消費增速開始緩步回升，但在當前外需對經濟貢獻減少，投資高速增長后勁不足，經濟增長方式亟需轉變的背景下，居民消費增長的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
其次，產能過剩風險增大。隨著投資的高速增長，國內產能過剩風險有所加大。不僅以鋼鐵、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為代表的中上游工業制造業存在產能過剩現象，以部分機械制造行業為代表的中、下游工業制造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同時，以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行業也出現了類似于產能過剩的問題。此外，為解決投資資金來源不足的約束，近兩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應運而生，部分融資平臺負債率較高，其潛在風險值得關注。
其三，通脹壓力有所加大。2009年年底以來，國內物價呈現較明顯的觸底反彈態勢。2010年4月份，CPI、PPI分別同比增長2.8%和6.8%，創近18個月和19個月新高。當前通脹風險不容低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2009年資產價格的較快上漲強化居民通脹預期。二是前期貨幣信貸的較快增長推動物價上漲。三是投資需求旺盛、投資增速較高是通脹壓力上升的重要原因。從歷史數據看，投資規模過大、增速過快往往是物價較快上漲的推手，尤其將加大工業品價格的上漲壓力。此外，投資高增長還會推高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動CPI漲幅上行。
其四，房價呈現較快上漲勢頭。2008年12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房地產市場銷量大幅下降的情況，政府出臺了《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在信貸、稅費等方面實行鼓勵住房消費的政策。政策實施一年多來，效果顯著。據國土資源部統計，2009年國內住宅平均價格同比上漲25.1%，創2001年以來最高。目前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的房價收入比、租售比、住房可支付能力等指標已偏離歷史均值水平。以上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反映在企業層面，則體現為：首先，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投資市場準入方面存在較大的門檻差異，民營企業投資渠道仍相對狹窄；其次，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效率不高，企業經營效益較低；再次，通脹風險上升尤其工業品價格較快上漲使得企業面臨成本上升的挑戰。
目前來看，雖然我國經濟回升勢頭進一步鞏固，經濟結構不斷呈現積極變化，但部分企業仍未完全擺脫危機影響。為此，建議企業在經營中把握以下幾點：
首先，注重結構調整，優化資源配置。建議企業立足于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來進行資源配置和結構調整，對企業產品進行細分，著重發展市場占有率高和競爭力較強的產品，適度提高經營業務的集中度。同時，進一步推進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促進產業和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培育核心競爭力。
其次，進一步完善內部控制系統，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危機爆發后，內部控制對于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內部控制涉及到企業的方方面面，包括各項業務、業務流程中的各個環節和企業的每一個成員。建議企業針對自身經營特征，建立一套嚴謹規范、行之有效的內控系統，切實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其三，逐步轉變經營理念，打造價值型企業。在當前產品供大于求的市場狀況下，建議企業逐步轉變以規模和盈利增長為目的的經營理念，以“實現顧客價值”作為企業經營的最終目標。即，關注產品的生命力、質量和品質，以顧客需求為根本進行產品設計和生產。
其四，拓寬融資渠道，選擇適合企業發展需要的銀行。對于受危機影響尚未走出困境的企業來說，保持合理充沛的現金流至關重要。建議企業根據各商業銀行已有的金融產品選擇適合自身融資需求的銀行進行融資。除間接融資以外，企業還可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尋求財政資金扶持等多種途徑來滿足資金需求。
中國網：今年，作為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我國的銀行業又面臨著哪些難題，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是不是會發生變化？
王麗麗：今年是危機后的第一年，不僅宏觀經濟形勢比較復雜，導致銀行經營的政策把握和風險控制難度加大，而且危機中出臺的超常規經濟刺激政策對銀行業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新的難題：
一是大規模信貸投放引發的不良貸款風險有所抬頭。過去兩年的特定情況下，一些本可以不上的項目得到了財政資金和銀行貸款的支持，一些本應該退出市場的企業未能及時被淘汰，一些本必須萎縮的產能繼續保留了下來甚至有所擴大。在下一步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過程中，銀行貸款質量將經受一定的考驗。
二是大規模信貸投放導致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有所降低，而目前保持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長期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如果不能抓緊形成一個保持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長期穩定的機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國銀行業可能由于資本限制而導致信貸投放能力弱化，進而影響到銀行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支持力。
此次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西方現行金融體制的弊端，而中國的金融模式卻在危機中表現出獨特的優勢。因此，中國金融業發展方向不會因金融危機而放緩或者改變。中長期來看，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將是：
第一，與推進資本市場建設相結合，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中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但利率市場化不能在貸款仍然占商業銀行資產主體的情況下實現，否則可能導致銀行體系的財務危機。發展資本市場的重要意義在于，只有推進資本市場的建設才能使大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得到強化，商業銀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經營轉型，把主要的精力和經營重點轉向為企業、個人消費和資本市場的服務。
第二，用好我國外匯儲備，運用并購貸款、搭橋貸款和買方信貸等金融手段，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并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擴大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第三，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金融創新本質上并不是次貸危機產生的根源，危機的形成和爆發主要是過度追求利潤、缺乏監管和設計過分復雜的結果，因此危機不影響也不能扼殺金融創新。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金融創新滯后于實體經濟。只有合理利用金融創新才能有效地分散并降低風險，增強市場流動性，豐富市場投資品種以及增加投資獲利渠道。第四，穩步推進中國金融業綜合化、國際化經營模式。綜合化、國際化戰略的內涵不僅僅是布設全球化網絡，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在各個業務條線靈活配置資源，實現分散風險和增加收益的雙重目的。
中國網：身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您怎么看待在“后危機時代”工商銀行所面臨的“危”和“機”？
王麗麗：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和較為敏感的政策環境，可能會使我行經營發展面臨一定的矛盾和問題：
一是保持盈利持續較快增長難度較大。如何構建更加穩健、均衡、多元的發展模式，避免經濟周期的影響，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和努力突破的重大課題。
二是風險管理面臨新的壓力。危機中的兩年2008、2009工商銀行保持了優良的資產質量，但是宏觀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和結構的調整有可能使信貸風險增大，同時國際化、綜合化發展步伐的加快，金融創新的推進，對我們傳統的風險管理體制、機制和模式都帶來一定的挑戰。
三是部分領域的市場競爭優勢受到挑戰。目前，工商銀行在國內絕大多數業務領域保持同業領先地位，但部分業務、部分機構的領先優勢正在受到同業的挑戰。與此同時，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趨于穩定，一些國際大銀行注資、重組及整合逐步完成，其原有的行業優勢、機制優勢將會逐漸恢復。
挑戰孕育機遇，在后危機時代，我行亦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首先，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利于我行培育更多的利潤增長點。其次，產業格局的調整有利于我行信貸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再次，貸款議價能力有望增強，銀行資金收益可能進一步提升。在監管部門的窗口指導下，預計今年貸款規模較2009年將有所下降，供求關系的變化有助于提高我行貸款的議價能力。第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一系列促消費的舉措將給我行個人金融業務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