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鳳凰周刊》做2010年展望專題的多人采訪，我說的主要觀點是：繼2009年廣受關注的成都唐福珍自焚、上海潘蓉擲燃燒瓶等發生在大城市的抗拒暴力強拆民房事件之后，新的一年里，我擔心這種強征強拆沖突會向中小城市蔓延。
我這樣說，一是感覺，在中國越是往“下面”，執政水平越差，權力不像在大城市那么受媒體關注和監督，干部作風更霸道，群眾的自我保護能力也更弱。二是已有許多這方面的案例發生，比如，2008甘肅隴南市建新的行政中心，武都區群眾覺得利益受損，發生了聚集沖擊市委機關的“１１·１７”群體事件；從2007年起,黑龍江省東寧縣已開始在縣城內和城郊搞拆遷“大躍進”，2009年初提出三年內拆除縣城內剩余的60萬平方米平房,“引來了包括自焚事件在內的諸多沖撞”，東寧縣縣長告誡“釘子戶”“不要與東寧人民為敵,不要以卵擊石”的言論經《東方早報》報道，引起輿論強烈關注；通過違法違規征地，江蘇邳州市5年內擴城至50平方公里，人道是“毀田造城進百強，哪管寅時吃卯糧。兒孫生計拋腦后，只求吾位績輝煌”……
以上舉的案例，并非以“新農村建設”或“土地整理”為借口的鄉村和小城鎮的行政行為，而是中小城市官員以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為路徑的造城行為，與發生在大城市的理由、手段差不多，其結果也必然與強征濫建“開發區”、“度假休閑區”差不多，浪費土地，制造民困民怨。
現在我擔心的是，某些受政績沖動正在搞或打算搞城鎮建設“大躍進”的地方官員，又有了假借大義的名目和幌子，這就是“城鎮化”、“發展中小城市”。“兩會”之前、之中，溫家寶總理多次講了，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他同時強調“城鄉建設都要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切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要“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和生活問題”。但是，在官強民弱的狀態下，官意主導的城鎮化要切實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談何容易！很可能，在一些地方，溫家寶講話中的限制條件被有意忽略，斷章取義，為官所用，只剩下用強權鏟車推進的“大干快上”的“城鎮化”和“中小城市”擴張。
“一切行為聽指揮”、“集中力量辦大事”，據說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這話也對也不對。弄得好皆大歡喜，弄得不好呢：長官意志強迫命令瞎指揮，拿“大局”壓人，違背公平正義的原則，輕言“犧牲”而不是“尊重每個人的權利”，政治倫理上是不義；社會實踐的效果，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乃至禍國殃民。這樣的歷史教訓還少嗎？我家是1957年建的瓦房，1958年“大躍進”搞“平房化”時被強拆，我們生產隊住在嶺上的幾十戶全部被迫搬遷到沿河岸的各生產隊去，直到三年后“反五風”又都搬回來。那場折騰的慘景我記憶猶新。上世紀九十年代，湖北省強行搞教育“普九”達標，要村里集資建高標準的小學校，我雖在外地也被勸捐；學校樓房建起來就沒有用過，一直養蚊子，因為學生減少開不了班，孩子們都到鎮上讀書去了……中國老百姓沒有少吃領導瞎折騰的虧。
誰是“城鎮化”的主體？當然是農民、市民而不是官員。城市化也罷，城鎮化也罷，本應是現代化、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產物，只能順勢而為，豈可憑官意強力推進？城市化必然要減少農業人口，只有這樣，農村才能減輕土地資源的人口負荷，農業才有規模效益，農民才能增加收入，而第三產業在全國產業結構中的比例才能得到提高。這就必然要求盡快打破以戶籍制度為鴻溝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對于這一點，其實各方是有共識的。改革戶籍制度的障礙，除了既得利益者的排拒，可能還在于某種擔心，怕農民都涌進大城市不好管理。于是，“中國特色”便又派上了用場，只提“發展中小城市”和“城鎮化”。
“新生代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眼界更開闊，有更強烈的權利意識，他們不愿固守祖宗的家園，進城安身立命謀發展的愿望是不可遏阻的，也就是說其要求廢除戶籍管制和身份歧視的愿望是不可能壓制的。如果“發展中小城市”、“城鎮化”只是為了緩解這種社會壓力，讓“新生代農民工”在大城市之外實現變身市民的愿望，這可能只是一廂情愿。這是計劃經濟的舊思維，卻不再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強制手段，豈非刻舟求劍？新一代農民工要求的是國民待遇；而市場經濟的活力及其必要條件就在于，生產諸要素（生產者是最活躍的要素）的自由流動而形成的優化配置。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做到，為了保護大城市現有戶籍人口的既得利益，而人為地限制人力資源自由流動，卻不遭到違背公正原則和經濟規律的“報應”。
其實，一直以來包括“兩會”期間，已有不少專家學者質疑“發展中小城市”和“城鎮化”的路徑選擇。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近日“為小城鎮發展敲警鐘，建議改以發展大城市為主”，他說“空殼鎮”之禍遠超“空殼村”（南都3月10日A07版）；經濟學家華生近日在《權利平等：以社會改革為旗幟突破發展瓶頸》一文中，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意義恰恰首先是在大中城市”，不必對大城市戶籍制度的改革懷有莫名的恐懼。（南周3月11日《大參考》版）。經濟學家樊綱講得更直截了當，他說大城市有規模效益，只有大城市容納了更多的人，才有農村“郊區化”的可能……
這些道理其實并不復雜：從個人發展角度講，大城市“人以類聚”的場合與服務業種類多，行業齊全，個人偏好與就業機會實現的可能性就大；從國家與社區角度講，可以節約用地，基礎設施使用效率更高。發展大中城市的好處，已為眾多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經歷所驗證。我很贊成專家學者關于發展大城市以及配套的盡快改革戶籍制度的意見。我們當然明白，所謂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都是指市場自由競爭、市場選擇的結果，而不是用國家意志調配資源強力打造的那種畸形的大、特大，后者確是弊端無窮，也不公平不正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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