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蘇省率先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當地每月最低工資將上漲12％以上，最高一檔的每月最低工資將達到960元。據悉，北京、重慶和東莞等地也在準備調高最低工資水平。一些國內專家認為，在宏觀經濟復蘇的背景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增加個人收入，有利于迫使企業增加產品附加值，有利于擴大內需。相反，主流經濟學卻認定，實行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失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更多失業，這一結論已被寫入所有經濟學教科書，從而成為一條“鐵律”。
這個結論的背后邏輯是，在勞動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工資就意味著提高了雇傭成本，因此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會減少勞動需求，從而導致失業。嚴格來講，國內專家關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三個有利于”并沒有推翻主流經濟學的鐵律。我們認為，現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必需的，但理由則完全具有中國特色。這一次，主流經濟學可能真的“錯了”。
企業一旦雇傭了工人，資方和勞方之間就確立了一種契約關系，即便他們之間并沒有書面合同。但是，并不是雙方所有的權利和義務都可以寫進勞動合同里。例如，何時需要加班就是一個無法預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些關鍵條款即便可以寫入勞動合同，卻無法向第三方證實。例如，勞動合同固然可以規定“工作勤奮應該額外獎勵”，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工作勤奮”呢？一旦工人勤奮工作，每天加班加點，到結算工資時資方完全可以不認賬，比如說“你并不比其他工人更勤奮”。
一旦訴諸法院，法院對這種雙方都知道但是沒有確鑿證據的行為難以裁定。這種無法窮盡所有可能情況或者條款無法被第三方證實的合同，就是所謂的“不完全契約”，資方賴賬的行為就是所謂的“敲竹杠”。考慮到中國并非像歐美國家那般法律完備并且執行嚴格，中國的合同“不完全”的程度更高。更嚴重的是，在人力資產相對低廉的當下，勞方在與資方的博弈中完全處于弱勢地位。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對勞動合同的某些部分規定一些“硬杠杠”，其實是將一些難以證實的靈活條款變成了可證實的剛性條款。試想，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那么在最壞的情況下，辛苦勞動的工人可能一個月連一分錢都拿不到，因為資方狡辯說工人的勞動并沒有創造價值。這是比拖欠工資更惡劣的行為，然而它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此對工人更加不利。在經濟形勢轉暖并且面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適時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提高了工人的談判地位，保障了在崗工人的合法權益。核心提示：現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必需的，但理由則完全具有中國特色，這一次，主流經濟學家可能真的“錯”了。
對單個企業來說，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肯定提高了雇傭成本，這的確會在邊際上減少雇傭，在這一點上主流經濟學并沒有錯。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勞動契約不完全的情形下，單個企業的敲竹杠行為會給其他企業乃至整個行業帶來負外部性，導致勞資雙方的摩擦成本提高，并影響到行業的聲譽。但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單個企業是不會考慮這些負外部性的，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每個人都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行為，結果損害了整體利益。
因此，政府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約束了單個企業的行為，給整個行業帶來了正外部性。從動態的角度看，如果工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行業的聲譽得到保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提高社會福利，乃是一項善政。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在法治完善的市場經濟基礎之上，忽視了中國的國情，因此得出了并不適合中國的一些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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