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上午，2009年全年中國經濟數據統計數據發布，2009年中國GDP總值335353億元，比上年增長8.7%，中國CPI比上年下降0.7%。
而按經濟學家最樂觀的估計，今年日本的GDP增幅“能保住0增長就不錯了”。按最新匯率1美元兌換6.8272人民幣計算，中國2009年的GDP總值335353億元是4.912萬億美元，早已經超過了日本2008年4.84萬億美元的GDP總量，若按照保守估算的下滑3%計算，日本2009年的GDP總值只有4.69萬億美元，早已被中國甩在了后面。
中國上一次經濟規模超越日本的時候，大概在100多年前的甲午戰爭前夕，當時“中國曾占據世界GDP頭把交椅至少有2000多年,甲午戰爭時,清朝的GDP數倍于日本。”即使GDP真的超越日本，也不是一個十分令人自豪的事情，僅僅看人均GDP一項就能明白。日本的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中國只有3千美元，是中國的十幾倍。難怪有人感嘆道，中國超越日本不是奇跡，日本當年超越中國才是奇跡。
現在，中國應該向日本學什么呢？縱觀這些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已經形成了財稅收入增速遠遠高于百姓收入增長的局面，在1月29日的數據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坦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確實在繼續擴大，應盡快提高農村打工者的工資。中國“國富”之后的下一步自然應該轉到“民富”的軌道中來。而日本當年經濟起飛時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恰恰給中國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上世紀60年代，處于經濟起飛中的日本所面臨的情況和今天的中國非常相似：經濟高速增長二三十年后，進入一個產業瓶頸階段，表現為產能過剩、內需不足而失業壓力開始增大；還要面臨資源價格暴漲和本幣升值壓力。
同樣是人均GDP達到了2000美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但日本在當時出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政府明確承諾，政府公共開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
這項政策開創了日本的黃金十年，引發了日本國內的一場消費革命。到1967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提前翻一番，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進而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而中國在經歷了近30年經濟高速發展之后，經濟總量排行全球第四，而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發布的數據，中國勞動力的成本仍然只有發達國家的2%至3%。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發布的數據，1990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了12%，比1978年則下降了21.9個百分點。
2009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最新數據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是8.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8%。
中國此時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正當其時，可一舉扭轉內需不足的結構性弊病。中國也在幾年前就宣布推行“調節收入分配”計劃，各地方政府也在制定最低工資等，其中廣東省還提出了“工資倍增計劃”；但目前還缺乏系統性全國性的目標明確的收入倍增計劃，“調節收入分配”的著力點最初也只是消除壟斷行業的高工資，缺乏提高全體國民收入的目標。
不管叫國民收入倍增還是叫調節收入分配，最關鍵的一點還是一些地方政府要放棄財政上“與民爭利”的心態，中國高房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價被炒高，其中大部分的收益流入了地方財政，地方財政靠土地財政賺得盆滿缽滿，而高房價下的居民無異于又接受一次高房價稅收的洗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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