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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我國的儲蓄率上升，主要是企業儲蓄增加，說明企業未分配收入占GDP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則大幅度下降。當前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刺激消費的問題，而是解決造成這種收入結構不合理的機制，否則，擴大內需就將是一句空話。
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還在惡化過程中，大家也在想很多短期的、眼前的事情。但是危機既然已經爆發了，現在重要的是想想危機過去以后用什么樣的體制和政策來防范危機的事情。本文講三個方面的長遠問題。
全球化、市場化的基本趨勢不會改變
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首先就是市場經濟又出了大的危機，而且是全球性的危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國家”出了問題，世界金融貨幣體系的問題暴露了，面臨著改革的呼聲。但是，從長遠看，雖然變化一定會有，但也有著一些不變的、或近期內還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趨勢。概括說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市場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也不會因為這次危機改變。說到底，是現在我們還想不出來一個能夠替代市場機制的新的、更好的機制。人類已經做了多種嘗試，但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作為一個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性的機制，仍然比我們能設想出來的其他機制要好一些。危機的發生，其實是人的本性使然，第一是因為人的貪婪。貪婪是貶義詞，相應的褒義詞是“最大化”，收入越大越好。這也是人類進步的動力；第二是因為人們的知識和信息是有限的，預期是會犯錯誤的。也許危機當中會有新的理論出現，創造出新的制度，但是如果沒有，市場化仍然是趨勢。市場制度本身當然也需要不斷改革與調整，市場需要監管，市場需要宏觀調控。有些也不是什么新的東西，理論以前早就提出來了，只是在前面的金融泡沫中被人們忘記了�，F在大家說想起馬克思、想起凱恩斯了。歷史上一次一次的危機對人們的教訓其實有許多已經在市場經濟的理論中建立起來了�，F在不過是回過頭來重溫這些教訓的時候了。
第二，全球化的趨勢不會變。也許全球化在這個階段會出現曲折，會有更多的保護主義，特別是發達國家，現在對全球化的興趣大減，因為看到了可能帶給它們的挑戰，而不僅僅是利益。但是，發達國家的基本利益還是要搞全球化，說到底是因為無論如何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總是占優勢的，只是由于不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那樣全球化對他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有收益沒有風險，結果是它們變得盲目瘋狂。現在他們的瘋狂搞出了金融危機，國內矛盾加大，會使它們暫時對全球化的熱情有所減少，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這些當然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但是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這個發展階段已經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們需要推動全球化的發展，不要讓它倒退。這是還要在國際上爭取的事情。
第三，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占主導的基本格局還不會變。這么大的一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一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世界經濟的結構。我們做得好，最先走出低谷，世界的結構就變化得更大一點。但是，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在我們的3000美元人均GDP與他們的4-5萬美元人均GDP之間的差距不是短期內能夠縮短的。我們今天“救”不了世界，危機過去，也還不占主導地位。也不要低估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愈合傷口、從危機中恢復過來的能力，不要低估長期以來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優勢。我們確實需要從現在開始更多地學習積極主動地(而不是消極被動地)參與國際事務，但解決我們國內的這些發展中的矛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我們頭等大事。
第四，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貨幣體系，短期內也不會發生大的改變。多元化當然正在形成，其他貨幣比如歐元對美元的競爭在出現，但是美元的霸主地位短期內也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歐洲人由于也要多發債來解救危機，歐元的地位相對反倒被削弱了。而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我們的資本市場還沒有開放，人民幣成為有競爭性的世界貨幣之一的前景不是不存在，但那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實現中國效率的改進根本要靠機制轉變
在這樣幾個大的判斷下，我想講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的問題，因為還是首先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而這從根本上講，問題就是要轉變增長的機制。談這個問題，我想用“轉變增長機制”的提法比“轉變增長方式”更好一點，可以更少一點爭議。近幾年來，我們經濟學家的爭論，和現在社會上發生的問題，有的與“增長方式”這個詞引起的誤解有關。我們要改革經濟體制或經濟機制，要發展市場機制，要改變產權制度等等，而不是什么產業結構、經濟結構。這是因為“改變增長方式”這個詞很容易被解釋為改變產業結構，被說成是“結構轉型、升級”，而且是“政府所主導、所決定的產業轉型”�，F在各地說轉變增長方式，很多地方并不是轉變經濟機制，而是搞什么產業轉型，由政府決定搞什么產業不搞什么產業。政府怎么知道搞什么是對的呢？這應該是由市場決定的。一個國家當前最好的、最優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是由要素的結構決定的，而決定的機制，就是在合理的價格體系下由市場競爭決定。如果不是市場機制，而是由政府來決定，或是價格體制受到人為的控制，價格體系是扭曲的，產業結構就一定是扭曲的�！稗D變生產方式”這個詞，“方式”是包含增長機制，但是“方式”這個詞更多的跟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相聯系，結果就往往變成了討論搞什么技術，有沒有資源，是搞大企業還是搞小企業等，而不是研究如何使機制正確、使效率提高。現在的提法，太多的東西變成由政府操控，而根本要改的卻長期沒有改。轉變增長機制，直接突出重點，直接講體制改革，有了好的機制，本身會產生一個好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才真正會有效率。政府要做的，一是公共資本(包括基礎設施)的積累；二是發展教育和醫療社保，增加社會的人力資本；三是發展科學技術研究體系。想一想，如果我們70%的農民都能夠得到大學教育，那我們的經濟結構一定不是現在這個結構，我們的創新能力一定跟現在不可同日而語。而在70%的勞動力還只是小學教育水平的情況下，我們最優的產業結構一定是包括大量的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
改變收入結構，才能解決消費不足
面對全球經濟調整，我們要加緊從體制上解決消費基金過少的問題。現在，我們面對全球經濟危機，保護主義抬頭，美國由于金融危機、金融結構的調整，儲蓄率可能會上升，消費需求可能有所下降。過了危機期，長期來看，它的儲蓄率能提高兩個百分點就不錯了。但畢竟2個百分點的變化，也意味著我國消費品出口的很大變化，對我們的市場也是個大的沖擊。而面對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解決我們的最重要的結構失調，即我們的消費率太低，儲蓄率太高的問題，GDP當中51%是儲蓄，35%是居民消費，這是不可持續的、極度扭曲的結構。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就是要從體制到政策，真正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方面我們正在做一個研究，進一步把資金流量的數據和其他一些數據進行分析。我們發現，我們儲蓄率高，消費率低，不是因為居民大幅度提高了儲蓄，居民儲蓄率過去10年、15年，一直是27%到30%左右，消費率70%左右，是相當穩定的。我國國民儲蓄的大幅度增長，主要是企業部門儲蓄的增長，而這后面的問題顯然是收入結構的問題，儲蓄那么高是因為企業未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這是根本的問題。我當然不否定如果我們的社保等等一些方面有所改變的話，居民儲蓄率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但是根本要改變大的收入結構失調，這是制度問題，不是號召或刺激消費的問題，最主要的是財稅體制問題，是如何使企業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未分配收入，轉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天天說擴大內需，就是一句空話。搞什么產品下鄉，調動農民的需求。農民的消費需求有多少？農民的消費率已經是最高的了，錢都花了還不夠呢，因為他們收入太低。
當然，有些問題不是制度的因素，而是與發展階段有關。勞動的收入被壓得比較低，絕大部分收入的增長都成了企業的資本回報，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絕大多數轉變成企業的收入增長，工資的增長速度大大低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這也是這些年企業收入大大提高的原因。怎么能夠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考慮進去，也是下一階段我們應對全球化可能出現的一些調整時所需要考慮的問題。全球化大趨勢不會改變，但是它會出現一些調整。這些調整對我們來講，也是新的挑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簡介
樊綱，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為上海市崇明縣。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經濟學；1985年至1987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2005年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2004年被法國奧弗涅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主筆)、《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國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術專著和《走進風險的世界》、《發展的道理》等論文集，在《經濟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灰市場理論》、《論改革過程》、《改革的動態理論》等學術論文近百篇，近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暨“過渡經濟學”。
除受政府委托進行研究并就各種經濟政策問題向政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并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外，近年來被世界銀行、UNDP，ESCAP，OECD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應邀到許多國家講學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合作研究，在國際經濟學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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