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在偷自行車時被發現，幾人在對其輪番毆打后，從其身上搜走20元錢，并將其推入池塘中。次日早上，在距離池塘約1公里遠的綠化帶上，路人發現了一具男尸，死者正是這名偷車男子。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認為，被告人等的毆打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缺乏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故公訴機關關于被告人等毆打搶劫致被害人死亡的指控，證據不足，法院不予認定。而五被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毆打等暴力手段劫取財物，其行為均已構成搶劫罪。最終，五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4年不等。刑事案件判決后，偷車人韋某的父母認為兒子的死與黃某等人毆打行為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去年3月，韋某的父母又對黃某等人提起了民事賠償。近日，法院判決黃某等人共同賠償韋某父母17萬余元。這里，我們看到刑民判決的“打架”。
作為一名法律人，我更愿意關注到本案中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的沖突的問題，理解這一問題，對于普及我們的法治理念和推進法治的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每一個案件來說，都存在一個必然的客觀事實，但是，對于審理案件的法官來說，客觀事實基本是不可再現的，法官只能依據證據組合形成的法律事實來斷案。然而，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法律事實的構成卻是有不同的證據要求。在刑事訴訟中，證據標準要求很高，英美法系是采取“排除合理懷疑”原則，大陸法系是采取“高度蓋然性”原則。而民事訴訟中則相對要求低得多，英美法系是采取“優勢證據”原則，大陸法系是采取“蓋然性”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要認定被告人有罪，是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在民事訴訟中，要判決一方當事人勝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的規定，也是采取“優勢證據”原則，只要一方證據更可信，法院就可以采信，無須證據“確實、充分”。
所以，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不認為韋某的死亡與五名被告人有因果關系，因為現有的證據不能達到“確實、充分”，不能排除合理的疑點；但是在民事判決中，卻可以認定韋某的死亡與五名被告人有因果關系，并且判決他們要賠償。那是因為民事訴訟中，原告舉出的證據更具可信，而被告方不能舉證證明是第三人行為的介入或者其他特殊事件的發生，導致韋某死亡，法官可以直接根據“優勢證據”原則認定。
無獨有偶，在美國，也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打架”，這就是辛普森案。在刑事審判中，辛普森被無罪釋放，但在接下來的民事審判中，他卻被判處數以百萬美元的高額民事賠償。同一起案件，對于同一個事實的認定，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互相“打架”，不是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那是因為基于“無罪推定”原則，基于保障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的權利作出無奈選擇，這是遵守法治的體現，也是選擇法治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從宏觀方面上講，法律是講證據的。講證據一方面確保了國家機關追究公民的責任必須有依據，不能任意妄為；但在另一方面講，講證據也限制了真相的查明，可能導致一些犯罪人逃避制裁，因為證據有時是很難搜集的，所以，有一些案件總是有這樣那樣的證據上的缺陷，導致刑事上很難認定被告人有罪。
從微觀上講，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互相“打架”，還存在兩種因素：其一，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發動人不一樣，刑事訴訟是由國家發動的，是一場“國家對孤立的個人發動的一場戰爭”，刑事訴訟可以調動公安、檢察機關乃至整個政府的資源來搜集證據，因此，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肯定更高一些。而民事訴訟是平等的公民、法人之間的一場訴訟，公民個人之間搜集證據肯定不如國家機關，力有不逮，因此，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相應要低一些。其二，更重要的是刑事訴訟是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涉及剝奪被告人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而民事訴訟是要追究被告人的民事責任，要求被告人作出賠償等等，因此，刑事訴訟必然要求有較高的證據標準，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權利，避免遭受國家機關的侵犯。
認識到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存在互相“打架”是法治的必要代價，一方面，我們能加深對法治的了解，知道“法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治卻是萬萬不能的”，從而能坦然地接受法治的缺陷。另一方面，我們在搜集證據上要更多地下工夫，盡量減少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互相“打架”的現象，最大程度地讓這種法治的代價降低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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