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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浙江省溫州市，一場并不新鮮的公開宣判大會，引起了廣泛爭議。支持者說，這樣做對不法分子具有強大的震懾力；反對者稱，這種做法侵犯個人權利。
有刑法專家指出，這種改革開放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在已經是21世紀的新形勢下還在沿用，說到底是法治意識淡薄。
數十人一字排開“示眾”
溫州市近日在甌江帆影廣場舉行“嚴打”整治公開宣判處理大會，公開逮捕65名犯罪嫌疑人，并對32名刑事被告人進行公開宣判。而這些人均是一字排開“示眾”，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群眾圍觀。據當地媒體報道，被示眾的65名犯罪嫌疑人中，22周歲以下的有44人。
為了“示眾”這些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溫州市有關部門也是頗下了些功夫，一大早，位于江濱路的帆影廣場就警笛陣陣。大約8點鐘左右，帆影廣場開始實施交通管制，廣場兩側臨時搭建起鐵欄桿。
等到65名犯罪嫌疑人被押到廣場上一字排開后，公安部門在介紹完他們所涉嫌的犯罪情節后，逐一宣讀逮捕決定。10時許，32名被告人被押進廣場，公開宣判開始。媒體報道說，一名婦女看到等候判決的兒子時，哭得昏厥在地。一名上了年紀的老人則雙手掩面，抽噎得全身顫抖。在他們心里，親人這樣被“示眾”，“丟死人了”。
今年以來，溫州市開展打擊整治“兩搶”犯罪大會戰。1月至3月，全市破獲“兩搶”案件755起，刑拘“兩搶”案件犯罪嫌疑人564名。
溫州市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宣判大會是壯“嚴打”聲威、掀“嚴打”高潮、長群眾志氣、滅不法分子威風的重要標志。
震懾？侵權？網民觀點分歧
“年紀輕輕不學好，去偷去搶，活該！”在公開宣判處理大會現場，一些溫州市民認為，這樣的活動替老百姓出了口氣，對遏制犯罪活動有強大的震懾作用。浙江省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表示，執法也有一個效果的問題，社會效果要和法律效果相結合。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阮方民告訴記者，從傳統意義上，其震懾作用不可否認。記者注意到，公開宣判這種方式已經沿襲了幾十年。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去年11月25日西部一縣破獲的特大持槍搶劫案3名疑犯游街，約5萬居民上街目睹其真容。當地群眾燃放起鞭炮，甚至還有的自發組織鑼鼓、秧歌隊來慶賀大案告破。
然而，溫州市的這次公開宣判處理大會卻在網絡上引起了很強烈的爭論。有的網民認為，嚴厲打擊不法分子，是每一個老百姓最為樸素的愿望與訴求。宣判大會是快速改善一個社會治安情況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是還有的網民表示，法律只有懲罰人的功能，而沒有羞辱人的義務。公開宣判處理，等于是當眾把他們往絕路上推。
公開逮捕有利于震懾犯罪，也有利于公眾監督，但確實可能傷害嫌犯或罪犯的人格權。即便是罪犯，他們的人格尊嚴同樣也受法律的保護。一些網民分析說，這樣做的結果，要么使當事人陷于絕望而自暴自棄，要么使當事人羞辱難當而蓄意報復社會。
更有專家指出，如果是接受宣判，被告人應該面向國徽和法官，而廣場上“示眾”的他們面向的卻是圍觀群眾，一場嚴肅的司法行為儼然成為政治活動。浙江素豪律師事務所律師羅杰說，這樣大規模的宣判大會會有點震懾的效果，但是更像是做一個秀。
法治意識亟待加強
“溫州市這樣的活動不是明文規定不能弄”，羅杰律師認為，但是在新形勢下，還有沒有沿用這種方法的必要。在采訪中，專家們提及最多的，就是“即便是罪犯，他們的人格尊嚴同樣也受法律的保護。”
阮方民教授說，比如這次活動中的法院宣判，宣判是應該公開的，但是法院脫離了法庭，不神圣，庸俗化了。對于溫州市的這一舉動，阮方民教授認為，說到底，就是一些官員的腦子里沒有法治意識。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王志邦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說，對未經審判的犯罪嫌疑人在廣場上公開處理，違背了法律程序。而且，“公安局采取拘留或逮捕措施，不一定要公開，萬一后來發現抓錯人了，怎么辦？”阮方民教授告訴記者，從他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可以說公安機關99%以上都抓的是對的，可是還有百分之一的抓錯可能。
“在廣場上如此大張旗鼓的公開宣判，就等于是向社會說這些人都是壞蛋。”阮方民教授質疑，萬一這其中有人是被錯抓了，公安機關能公開宣布抓錯人了嗎？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過。
因此，有專家認為，不能僅考慮震懾，不要忘了，犯罪嫌疑人也享有一些權利的。“說到底，一些官員的腦子里沒有法治意識。”阮方民教授憤慨地說，普法的對象很多官員認為第一是老百姓，而實際上官員才是最應該普法的對象。“今天你可以蔑視別人的人權，他日別人就可以蔑視你的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