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8-10-17 作者:吳學安 來源:經濟參考報 |
|
|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日前對一起“網絡通緝”案件作出終審宣判，這是北京市首起被判賠償精神撫慰金的“網絡通緝”案件。因與原單位發生糾紛，離職后的嚴某被原單位“人肉搜索”。原單位發布網上“通緝令”，不僅稱嚴先生是“賊”，還公布了他的身份證號和家庭住址。為此，嚴某把原單位福瑞來文化交流中心起訴至法院。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通緝令”中使用了“賊”、“豬”等侮辱性語言；在失竊事件還沒有偵查結果的情況下，使用了“通緝、盜竊、抓捕”等文字，足以讓一般讀者認為嚴先生實施了犯罪行為。此舉使嚴先生的社會評價降低，并給他造成了精神壓力，已經構成對其名譽權的侵犯。對此，北京一中院終審判決福瑞來文化交流中心于判決生效后30日內，在一家北京市發行的報刊上登載致歉聲明，向嚴先生賠禮道歉，以恢復名譽，并賠償嚴先生經濟損失1300余元、精神撫慰金1萬元。
2008年3月15日，“西祠胡同”網站出現一篇《請大家看看并揪出這個女騙子》的帖子，直斥一名叫余倩(化名)的女子以謊言向親朋好友借款200多萬元，揮霍于南京各大娛樂場所的劣行。帖子上不僅詳細闡述余倩的行騙手段和過程，還羅列其身份證號碼，畢業院校等信息，甚至附有余倩的數張生活照片。此帖一出，立即喚起無數網友的“熱情”，中華心理教育網在第一時間制作了一張“網絡通緝令”。隨即，更多關于余倩的信息和照片被公之于眾。于是，余倩的姓名、家庭地址甚至整容經歷等，都被一一上傳到了網上。
網絡空間不同于傳統媒體，既不受版面限制也不受嚴格審查的影響，在虛擬網絡中，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發言和參與的機會，也能由此吸引眾多網民的眼球。由此也出現一些人把現實社會中的矛盾放到網絡上，利用其放大效應，促使網民參與其“追求正義”的活動。
在“一網打天下”的今天，“網絡通緝”在虛擬的網絡空間編織起一張“網”，但對現實生活也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一個行俠仗義的“網絡通緝”發出后，往往能迅速引起網民的關注，并在網絡道義的激發下協助查找被“通緝”人。從這個層面上看，“網絡通緝”在一定程度上開辟了一條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的傳播和監督通道，有利于發揮民眾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輿論監督作用，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數”。
但被“通緝”者的個人信息甚至個人隱私，也常常會被上傳者或網友們挖掘到“婦孺皆知”、“體無完膚”的程度，全然不顧是否侵犯了被“通緝”者的權利，甚至不顧事實的真偽。在網絡空間里，人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為這個虛擬世界的“護法使者”，這種想像的力量正是“網絡通緝”得以風靡網上的原因。問題是網民畢竟不是真正的“護法者”，缺乏制度性的權力，他們往往依賴于非理性的情緒宣泄乃至人身攻擊，來達到個人目的。
“網絡通緝”行為，行走在侵犯他人權利的邊緣。
雖說時下“網絡通緝”比比皆是，但由此引發的訴訟卻寥寥無幾。而有關“網絡通緝”是否違法的爭議，至今仍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實際上，網絡引起的社會關系，依然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因此，出現網絡糾紛不能簡單地以網絡立法滯后作為判斷結論。基本的法律法規在網絡關系中依然適用。面對互聯網這一新鮮事物及其衍生的各類問題，國內的相關法律法規并不缺失，目前已有《全國人大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等等。
從法律上講，只有國家強制機關才有權發出通緝令，并具有法律效力，而“網絡通緝”無疑會削弱和影響真正通緝令的權威性和震懾力；更主要的是，大多數“網絡通緝”并沒有嚴謹的證據考證和邏輯推敲，網民很容易被誤導和利用，成為打擊報復他人的幫兇。所有的“網絡通緝”是不嚴肅的，尤其是“網絡通緝”極可能會侵害他人的名譽權、隱私權、通信自由等項權利。一旦侵權成立，信息的上傳者和一些自行設計刊登“網絡通緝”的網站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對于一些提供論壇、聊天室等網站服務商，如果他們明知用戶在利用自己提供的服務傳播違法的“網絡通緝”而不制止，則承擔共同侵權法律責任。由此可見，訴訟少并不等于違法事實不存在。
一旦網絡的力量試圖干預現實生活，就必然要面對現實社會法律的制約。積極發揮網絡對社會的影響，就必須對“網絡通緝”行為加以引導和規范。一方面，國家要對“網絡通緝”之類行為進行立法管理，防止惡意信息的傳播；另一方面，網站要加強信息管理，杜絕惡意的“網絡通緝”信息通過自己的渠道傳播。而對于廣大網民來說，提高自身法律意識和道德修養，文明上網，才是使自己的網絡言行游離于法律“高壓線”之外。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