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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高新區人民檢察院推出新舉措，今后凡轄區內符合條件的弱勢人群，都可以獲得檢察院在起訴、免費取證方面的支持。據悉，此做法開全國之先河(《法制日報》4月10日)。
以司法所內在的保守特質，尤其是在一個制定法國家里，司法領域內的“開先河之舉”首先應成為被警惕的對象。法治的要義是公權行使須遵循“法無明文授權即不可為”的原則。那么，將檢察權的觸角伸入到民事訴訟中，是否有成文法上的依據？如果說在今天這個轉型社會中，法治的推進可能與合法性原則相沖突，至少在經驗上也必須回應，這種公權對私權的介入，是否符合當前的迫切需要和法治發展的方向？
該檢察院一位檢察官解釋，“我們之所以敢于這樣做，依據的是民事訴訟法第15條。”這一條規定的是，“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向法院起訴”。該檢察官認為，這里的“機關”應該理解為包括檢察機關在內。
這樣的解釋固然不能稱之為錯，但將此種理解付諸實踐卻極易遭遇尷尬。“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涵蓋面是何其之廣，如果“檢察機關”依此條可以支持起訴，在理論上講，其他機關、社會團體和企業事業單位都可以支持起訴。
而且，該檢察院支持起訴的對象僅限定在“處于弱勢地位的特定公民”，15條規定的支持起訴對象卻覆蓋了“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可以設想一下當弱勢群體成為被告時，原告基于其特定的優勢地位，也可以獲得“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支持起訴。由此帶來的后果必然是，“強者越強，弱者更弱”。
民事訴訟是發生在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解決方式，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強行介入私權利的領地，還將導致當事人訴訟地位的失衡。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特定公民”進行過準確的界定，我們通常以一個人的經濟地位來劃分強勢弱勢。但在民事訴訟中，原被告的強勢弱勢與否，還與他們的知識背景以及取證難易程度等等緊密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在訴訟中，強勢弱勢也經常發生轉換。當檢察機關為原告“免費取證”并“支持起訴”時，被告方不但要抗辯原告的主張，還要面對作為公權力行使者的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訴訟的天平在起訴時就已經傾斜了。再者，檢察機關匱于自身司法資源的有限，不可能無一例外地支持“處于弱勢地位的特定公民”，那么所謂的“支持”也就變成了有選擇的“支持”，選擇本身又將帶來新的不公。至于“免費取證”一說就更讓人驚奇，難道檢察機關幫助民事訴訟的原告取證還應該收費，只是現在“免費”不成？
當然，給那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當事人以有力的援助，是國家保障公民訴訟權利實現的必要舉措。在現行制度上，我們不乏專業的法律援助機構，如果原告舉證不能，也可以向法院申請司法救濟。當然，如果對于弱勢群體的扶助還執行得不夠好，我們要做的是完善現有制度，而不是忙著去“開先河”。對于民事訴訟這架天平而言，檢察機關支持起訴與免費取證就像一個秤砣，它應該回歸桿秤，而不應非得替換天平上已有的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