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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轟動一時的“江蘇高淳民政局替流浪漢維權案”有了一審結果，當地法院以“主體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民政局起訴。（12月19日《現代快報》）流浪漢遭遇車禍身亡，在找不到親屬的情況下，是否“撞了白撞”？在高淳縣檢察機關的牽頭和支持下，當地民政局代替死去的流浪漢將肇事司機和保險公司訴上法院。其法律依據在于，《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將“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工作”，賦予給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所謂“救助”，既應包括為流浪乞討人員提供基本的生活權益保障，也理應包括法律上的救助。
今年4月，“江蘇高淳民政局替流浪漢維權案”終獲立案，并在高淳縣法院開庭審理。這個被貼上了“全國首例”標簽的個案，在庭審之日吸引了眾多媒體。而媒體對該案的廣泛報道，又使不少地方的民政部門紛紛效仿。
今年7月21日，湖南臨湘市法院就類似案件作出了一審判決：判令兩被告向原告支付賠償款共計15萬余元。這個案子的原告換成了當地民政局救助管理站，被告仍為肇事司機，遇難者也是流浪漢。11月14日，湖北省宜昌市救助管理站以原告的身份，對開車撞死了一流浪漢的司機盧某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法院調解雙方達成協議，由盧某及其單位支付無名流浪漢賠償款6.2萬元。
就在全國各地均有類似案例傳出之時，開風氣之先的高淳一案反而一拖再拖，直到8個月后，才有“裁定駁回”的消息傳出。照理說，案情相似，適用法律相同，裁判結果也理應大致相同。如果承認民政部門為流浪漢維權時的訴訟主體資格，臨湘市法院的判決為正確；反之，則高淳縣法院的裁判正確。在我們這個格外強調法制統一的國度里，這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
法律的統一適用象征著國家的精神統一，象征著權利與義務對等之下的公平正義的實現。
當然，自高淳一案立案以來，伴隨民政部門的原告資格是否適格之爭，一直未曾停歇。這些激烈爭議的背后，是相關法律還沒有為此準備好。比如，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然而，隨著現代訴訟法的發展，要求原告必須是“具體損害結果”的承受者或與訴求事實有“直接利害關系”，已廣受質疑。一個日漸得到認同的看法是，法律必須設法給那些沒有利害關系或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組織或公民，在訴訟中保留一個位置，以防止類似“撞了白撞”等情形的發生。如果說基于司法資源短缺和濫用訴權的法律控制機制尚未建立，因而擴大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的條件尚不成熟，那么，作為建立公益訴訟制度的第一步，將訴權賦予民政部門以及一些依法登記的公益團體或組織，則是立法機關可以考慮的建設性意見。
當然，民政部門在訴訟中索賠成功后，獲得的賠償也只是代為保管，一旦權利人出現，民政部門應及時返還。這是因為，在民事賠償領域也應遵循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當私權利出現時，公權力介入的合法依據就已消失，因此，必須將原替代行使賠償請求的所得款項返還給私權利人。假如私權利一直沒有出現，那么，法律應當明確賠償費用的去向和用途，比如設置一個期限，比如十年或十五年，在此之后，將賠償款設為專項公益基金，用于流浪群體救助。
“高淳民政局替流浪漢維權案”雖然一審敗訴，但它作為突破民事訴訟原告資格的實踐者和先行者，其意義已在媒體的廣泛報道中凸顯出來。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樹常青”，法律只有貼近司法實踐，才能獲得綿延不絕的生命力。
這一敗訴的個案，不僅對民事訴訟原告資格的“松綁”將起到推動作用，對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實現社會救助職能的廣泛化，也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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