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專家認為，浙江富民根本因素就是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培育和壯大了民營經濟，也稱“老百姓經濟”、“草根經濟”。
■農民要增收，從技術研發到品牌營銷，浙江正做著農業也向“微笑曲線”兩頭延伸的探索。
■統計數字顯示，浙江省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是轉移性和財產性等非經營性收入，占全部純收入的10%。
發達的民營經濟和全民創業的風氣使浙江省成為大多數老百姓較富裕、貧富差距相對較小和社會矛盾緩和的地區。新年伊始，浙江省又發布令人鼓舞的消息：在2009年艱難應對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下，該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標志性地首破萬元，第25年蟬聯全國省、自治區農民增收“狀元”。
記者從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獲悉，2009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10007
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24611元，兩者之比是1：2.46，城鄉差距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33。城鄉統籌做得比較好的嘉興、寧波、湖州地區城鄉居民差距更小，在1：2左右。
創業主體越多，農民收入越高，城鄉差距越小
人多地少、資源貧乏的浙江省何以取得如此佳績？兩個可以數字解釋“增收密碼”：浙江農民收入80％以上來自二三產業，浙江企業99.8％是中小民營企業。一些專家認為，浙江富民根本因素就是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培育和壯大了民營經濟，也稱“老百姓經濟”、“草根經濟”。
“城鄉差距的小的原因是農民富，農民富的根本原因是浙江千百萬民眾是市場主體，數百萬農民創業帶動千萬農民轉產轉業。”浙江省政府參事顧益康說，中小企業都是鄉里鄉親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一個中小企業創業成功，一批人都富起來，“所以民營經濟越發達，中小企業越多，創業主體越多，城鄉差距就越小。”
據浙江省政府的不完全統計，全省目前66萬個私營企業，200多萬個體工商戶，走遍全國的市場主體500萬，國外100萬。浙商研究會副會長胡宏偉還算了一筆大帳，5000萬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勞動力，
4個國民中有一個是小老板，或者市場經濟主體。一個人帶動一家庭，這樣，進入中等收入階層、生活在較富裕狀態的浙江民眾至少2000萬人。
“一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沒有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是空的。”胡宏偉舉例說，在“襪業之都”浙江諸暨小鎮大唐，6萬人口，1萬1千家中小企業，老百姓不用“指望”二次分配。
顧益康說，國強民富才是科學發展，“小河有水大河滿”，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同時，政府的國庫也隨之充實。據調查，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農民連年成“創富狀元”，浙江經濟綜合實力從12位前沖到第四位，“綜合實力百強縣”數多年居全國第一，總數占四分之一左右，2009年僅國稅超過10億元的就有36個縣（市、區）。
一些專家還認為，不能因為應對金融危機出現“國進民退”現象，不要使大批民間資本擁有者擔心政策會變、信心不足、轉而不做實業投樓市股市“泡沫經濟”，繼續讓千百萬民眾深信改革方向不會變，積極去獲得自主、自由創造財富的空間，只有在這樣背景下面，全社會財富“蛋糕”和個人財富都會增大。
“工資”占據浙江農民收入半壁江山
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分析人員胡央娣認為，工資性收入是推動收入增長的主要動力。2009年，浙江省農村居民在各類企事業單位從業或從事其他各種勞務活動獲得的工資性收入人均達5195元，工資性收入占全部純收入的51.9%。
在農民人均純收入達2萬元的奉化市滕頭村，如今工業和服務業已成為村里的主業，家家都辦企業、家家都拿工資已成為這里農民的常態。然而，滕頭村并沒有放棄農業，只是過去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國千年傳統農耕業，在這塊田野上已杳無蹤影。
步入滕頭村，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農具被濃縮進村里的農家博物館中，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級高科技生態農業示范園區。“這里的農民不再戴著草帽，而是穿著白大褂，莊稼種在試管里，這些帶著種苗的高科技試管再遠銷法國、荷蘭等國家。”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笑著說。
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趙興泉說，浙江省在農民增收的過程中，是一二三產業并舉的，不斷把農業向產前、產中、產后延伸，拉長農業產業鏈。“比如，農業向二產延伸重在深加工，經過加工和從田間地頭直接出來的效益比是4：1，農產品附加值大為提高。”趙興泉說。近年來，浙江省農產品加工業的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以上，農產品食品加工率超過40%。由大批農產品加工企業帶來的浙江省食品工業產值，已超過農業總產值。
顧益康等專家認為，農民要增收，從技術研發到品牌營銷，浙江正做著農業也向“微笑曲線”兩頭延伸的探索。浙江實踐證明，在工業經濟發達的省份，用工業化的思維謀劃農業，同樣能帶給農民高收益，工資收入成為其重要的收入來源。
把農村“沉睡的資產”喚醒
統計數字顯示，浙江省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是轉移性和財產性等非經營性收入，占全部純收入的10%。研究人員認為，浙江農民收入結構中非經營性收入的快速增長，反映出浙江省農村多種經濟成分的活躍，股份合作、房屋出租等成為增收的重要渠道，包括土地在內越來越多的農村資源開始向資本轉變，“沉睡的資本”正在被喚醒。
現在的浙江省，土地流轉已呈“燎原”之勢。到2009年末為止，全省土地流轉總面積630余萬畝，占土地總承包面積的32%。土地流轉帶來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已超過1.2萬個，所帶動的農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三成以上。
在臨海市涌泉鎮，村民尹先良的5畝柑桔未加入合作社前，高品質的桔果只占10%；入社后通過培訓，指導，他掌握先進柑桔栽培技術，優質果率達到60%，售價從原來每公斤4元增至10元，收益增加5萬多元。
近三年來，浙江還探索農村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以行政村為單位，對原有村經濟合作社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更名為股份經濟合作社，對村集體所有的資源性、經營性和公益性清產核資，量化為股權，分到村民身上。目前，浙江省共有1400多個村完成這項改革，百余萬農民成為“股民”，2009年人均分紅527元。溫嶺市大溪鎮潘郎村實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建立村集體資產經營公司后，村民人均分紅800元。在許多農村，集體資產被用于辦物業、搞租賃，農民仍然是村集體主人，同時又在二三產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