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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破產拍賣一直是不為人所熟知的領域，貓膩多，極易滋生“腐敗”。兩年前，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5名法官在審理破產案時，禁不住利益誘惑“落馬”；前不久，天津高院、一中院的4位法官因與當地的拍賣行、清算所相勾結，打造一個下連破產企業、上牽審理破產案件的法院、中間串聯著清算機構、拍賣公司和債權銀行的“斂財鏈條”，在遼寧被判刑，又一次引起轟動。
銀行“抄地皮”牽出中介“能人”
天津破產拍賣“斂財鏈條”的曝光，緣于遼寧省盤錦市合作銀行的兩位主管在一位個體戶的慫恿下，到天津“抄地皮”的偶然事件。
盤錦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王志強、代理檢察員馬永波介紹，早在1996年，盤錦個體業主馬兆軍在天津市紅橋區選中一商業地段，欲與紅橋區政府共同投資開發，但缺少資金，便找到多年的朋友原盤錦市合作銀行副行長王長富，并通過王長富認識了原盤錦市合作銀行中銀城市信用社主任蔡煥柱。馬兆軍請求二人利用職務便利為天津項目投資，共同發財。面對誘惑，王、蔡二人放棄原則，再加上銀行管理上存在漏洞，從1996年至2005年，上述三人構成利益鏈條，共同挪用公款1250萬元，蔡煥柱還違法發放貸款4000萬元，用于天津項目。
據記者從對天津破產腐敗窩案偵查、審判的盤錦市檢察院、盤錦市中級人民法院、大洼縣法院了解到的情況，王長富、蔡煥柱、馬兆軍在如愿獲得天津的地皮后，覺得開發樓盤利潤更大，于是成立天津宏商發展有限公司。正是這個宏商公司，成為窩案暴露的突破點。
2007年3月，盤錦檢方人員在經過精心準備后初次抵津，先抓走姜志君等，隨后查抄了新生清算所和嘉利拍賣行的賬冊。一周之后，盤錦檢方帶著搜查令和拘留證再赴天津，帶走天津高院民二庭原副庭長孫偉民。
通過訊問，檢察干警逐步撥開迷霧，發現事實真相。原來，由于銀行的窟窿越來越大，王長富、蔡煥柱決定對天津宏商發展有限公司進行破產清算，以減少損失。通過中間人介紹，認識了在天津清算、拍賣界較有影響的姜志君。姜志君有多個頭銜，包括：天津南大律師事務所主任、天津市新生清算事務所實際控制人、天津嘉利拍賣行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掌握了姜志君對天津宏商發展有限公司清算、拍賣的情況后，盤錦市檢察干警順藤摸瓜，又進一步發現了姜志君在多起企業破產案中，涉嫌向以孫偉民為首的多名天津高院、天津一中院法官行賄拉關系的情況，于是層層上報。經最高檢察同意，指定盤錦市檢察院駐扎天津全力偵辦此案。案件被命名為“3.19”專案。
孫偉民是“3.19”專案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法院查明其任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審判員期間，利用其主審天津新生清算事務所代理的天津宏商發展有限公司破產案、天津海倫鋁業有限公司破產案、天津鋁品廠破產案的職務便利，接受姜志君及其妻弟張旭的請托，審理案件過程中，在立案、指定臨時接管人、指定清算辦公室、指定拍賣機構等環節，對天津新生清算事務所和天津嘉利拍賣行有限公司給予關照。為此孫偉民先后六次收受姜志君、張旭所送的賄賂款91萬元。盤錦中院一審判處孫偉民有期徒刑10年。
拍賣清算“能人”自揭內幕
在天津的破產拍賣腐敗鏈條中，身為天津南大律師事務所主任、天津市新生清算事務所實際控制人和天津嘉利拍賣行有限公司董事長三個職務于一身的姜志君，可以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因在代理破產案件時，為獲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向審判機關工作人員及政府人員多次行賄，行賄數額共計120余萬元，姜志君被遼寧省大洼縣人民法院以犯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姜志君在被盤錦檢察干警帶回遼寧后，作出如下供述，揭露了破產拍賣領域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和細節：
“我是在2003年初代理天津美樂裝飾公司起訴宏商公司欠工程款一案時，接觸宏商公司的代理人王某的，他當時是宏商公司辦公室主任。因為宏商公司沒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他提出宏商公司的老板有破產的想法。2003年五六月份的一天，通過王某與宏商公司經理白某見面，白某咨詢破產相關問題。2003年六七月份與白某見面，告訴他以債權人申請破產可以較快立案，這樣可以把原有的執行停下來，并讓他準備材料。后來白某把破產立案的相關材料交給我，我將材料交給天津高法立案庭，立案庭將材料轉給了民二庭。因為以前和孫偉民熟悉，所以給孫偉民打電話，告訴他天津宏商公司的破產案件是我代理的，請他快一點進行立案前的內審，孫偉民答應了。
2003年8月1日，天津高法對宏商公司破產案正式立案，兩天后，孫偉民決定，以天津高法的名義書面指定新生清算所作為宏商公司的破產案件臨時接管人，對宏商公司破產資產金搖籃大廈全面接管。2004年9月14日天津高法下達宏商公司金搖籃大廈破產裁定，清算組正式進駐金搖籃大廈。清算組是由法院給紅橋區政府發的商情函，紅橋區政府推薦陳鐵軍做破產清算組組長，清算組具體工作都是由清算辦公室來做，清算辦公室都是我們清算所的，實際上工作都是我派人在做。
委托天津嘉利拍賣行對宏商公司破產進行拍賣是我自己決定，這件事陳鐵軍和孫偉民都知道。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后，宏商公司一億兩千五百多萬資產拍賣是一筆很大的收益，我想掙這筆拍賣傭金。我找到陳鐵軍，對他說我有拍賣行，想用自己的拍賣行拍賣宏商公司的資產，掙這筆拍賣傭金，陳鐵軍同意了。我跟陳鐵軍將拍賣的事定下來后，向孫偉民做了匯報，孫偉民說，你們按照你們的安排辦吧，把拍賣公告送給我。之后我就讓張旭準備好了以宏商公司破產清算組的名義委托天津嘉利拍賣行對宏商公司拍賣的合同，蓋上了破產清算組的公章，發了拍賣公告。
我們清算所代理的天津億利達毛紡廠、金搖籃大廈破產案、海倫鋁業有限公司、天津鋁廠破產案主審法官都是孫偉民，孫偉民作為我代理案子的主審法官，給了我很多照顧和幫助，特別是在宏商公司破產案件，孫偉民指定我為臨時接管人，清算和拍賣給了我很大照顧。為此，我才分五次送給他91萬元，是為了感謝他對我的照顧和幫助，另外也是跟他處好關系，以后繼續給我照顧和幫助。我名下的嘉利拍賣行負責四個破產案件的拍賣，雖然拍賣行的確定由清算組負責，但是如果作為主審法官的孫偉民干預或否決，嘉利公司也得不到拍賣權。”
破產拍賣漏洞制造“人禍”
從天津法官、中介機構等的犯罪軌跡看，其背后隱藏著一個下連破產企業、上牽審理破產案的法院、中間串聯著清算機構、拍賣公司和債權銀行等的“腐敗鏈條”。這個“腐敗鏈條”，在使他們一時獲得了滿足的同時，也逐漸滑向犯罪的深淵。記者注意到，這一因企業破產拍賣而引發的腐敗現象，在當前至少暴露了兩個方面值得警惕的問題：
首先，破產案的審理缺乏監督制約，個別人權力尋租有機可乘。據盤錦市人民檢察院的辦案人員介紹，孫偉民在審理包括天津宏商公司等破產案時，基本一個人審理、一個人說了算，合議庭名存實亡。其他同時犯案的前法官王躍有、秦立軍和田長友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存在同樣現象。對于這種行為法院自身的紀檢、監察等部門又很難發現，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破產拍賣的制度設計和司法程序存在漏洞，為“腐敗黑洞”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孫偉民收受姜志君的巨額賄賂一事上，姜志君身兼清算組、拍賣行等多種身份于一身，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明顯有失公道。
沈陽市政協委員、遼寧社科院研究員馮昀、遼寧四洋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王琦認為，企業破產案件，法律在審理程序上往往缺乏透明度，而我國法律關于企業破產的司法程序，又有不完善的地方，這給一些涉案法官制造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姜志君名下的天津嘉利拍賣行有限公司負責拍賣其本人的天津市新生清算事務所代理的破產案，這個看似有悖常理的事一直運作多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對這個問題法律上沒有禁止性規定。
根據我國現行破產法，在企業宣告破產之日起15天內，應成立清算組接管破產企業，清算組成員由法院從企業主管部門、政府部門以及專業人員指定，而清算組可以聘任必要的工作人員。在這種制度設計下，原本應當是獨立、自主、對破產財團負責的清算組，角色錯位，片面聽命于法院，甚至為自身利益淪為法官忠實的附庸或牟利工具。對此，法律界人士呼吁，應該補充、完善破產拍賣的制度法規，堵塞漏洞，同時應強化法院系統內外對法官的監督，避免類似司法腐敗現象的再次發生。 |